文/蔡鎤銘

美國最高法院於2026年2月20日做出重大裁定，顯示川普先前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徵收的「對等關稅」違法。這項判決瞬間震動台美經貿體系，更讓台灣在同年2月13日甫簽署的「台美對等貿易協定（ART）」陷入法理基礎動搖的窘境。台灣原先承諾投入5000億美元的投資與採購計畫，以及追加400億美元（約1.25兆台幣）的國防特別預算，本是為了交換免除高額關稅的經貿待遇，如今威脅源頭被美方自家法院判定無效，台灣是否仍須履行這筆被稱為「天價保證金」的承諾，已成為當前政經情勢的焦點。

判決宣布後，美方並未如市場預期全面撤銷關稅，改援引《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以解決貿易逆差為由，改課徵15％的全球臨時附加關稅。這項新措施顯示美方政策目標並未改變，僅是將原先被判定違法的「對等關稅」更換法源，作為替代方案而非疊加課徵。對於台灣而言，目前適用的15％稅率雖低於原先預期的20％至32％對等關稅，但卻讓原本享有零關稅的傳統產業面臨成本陡增的壓力，顯示經貿環境並未因法院判決而回歸常態。

從法理與經貿實務觀點來看，雖然美方法源發生變動，但2月13日簽署的台美對等貿易協定（ART）並未隨之自動失效。該協定屬於包裹式談判，內容不僅涵蓋關稅調整，更包含台灣首度取得的《1974年貿易法》第232條款最惠國待遇。這項待遇保障了占台灣出口美國76％的半導體與電子產品能獲得豁免，若台灣單方面以美方法源改變為由主張協定自始無效，極可能引發美方的行政報復，導致台灣失去關鍵的晶片豁免權。

台灣在協議中承諾的5000億美元投資案，包含台積電等企業在美建廠的2500億美元，以及2500億美元的信貸擔保與能源、航空設備採購。這些長期投資與規模達400億美元的軍購預算，在川普的交易思維下，被視為台灣獲取美國安全保障與經貿優惠的對價。雖然軍購預算屬於國防部的年度支出，但在外交現實中，這兩者已被美方交叉質押，形成一種「全有或全無」的包裹式外交壓力。

這種局勢讓台灣陷入「沉沒成本已投入、安全感卻消失」的被動狀態。目前台積電等大廠在美投資已涉及實體建廠支出，極難撤回；反觀美方給予的15％關稅優待，其引用的第122條款有效期上限僅150天，若屆時美國國會未批准延長，台灣等於是用長期的國力投入，換取美方極短期的行政善意。這種不對稱的承諾結構，在中國大陸與美國競爭加劇的背景下，更凸顯了台灣在談判桌上的籌碼流失。在大陸經貿實力持續影響亞太區域的同時，台灣若因投資承諾過重而削弱本土競爭力，將面臨長期的結構性挑戰。

面對美方法源變更，台灣應重新評估各項承諾的執行先後順序。截至2025年底，美國已批准但尚未交付台灣的軍售項目積壓高達215億美元，這反映出美國國防承包商產能不足所導致的長期延宕。包括66架F-16V戰機、魚叉反艦飛彈系統、海馬士多管火箭系統（HIMARS）及標槍、拖式反裝甲飛彈等關鍵武器，交貨期均推遲至2027年甚至2028年後。在美方自身法律基礎動搖且交貨效率不彰的現狀下，台灣若繼續無條件支付天價款項，顯然有失對等。

因此，要求美方「優先完成積壓項目交付」應成為履行後續協議的先決條件。台灣支付的高額預算不應只是虛擬的安保數字，而應轉化為實質到位的防禦能力。若美方無法在合理期限內解決215億美元的軍購遲滯問題，台灣應有權根據對等原則，調整5000億美元投資計畫及400億美元軍購審查的進程。這種策略能避免台灣陷入「錢已付、貨未到、稅照繳」的極端不利局面，並將外交被動轉化為技術性的談判推力。

面對國內要求重啟談判的聲浪，政府目前最可能的應對空間，是建立「分期付款、分段審查」的機制。透過立法院的民主監督功能，將5000億美元的投資案與軍購預算進行程序上的切割。第一階段優先審查急需部分的國安軍購與已動工之半導體投資，以作為台美互信的基礎。

這種策略能為台灣建立法理上的防線，顯示台灣並非毀約，而是因應美方「對等關稅」失效後的必要調整。這不僅能避免一次性投入所有資源後卻換來一紙廢紙的風險，也能作為談判籌碼，迫使美方在150天關稅到期後，給予台灣更明確且穩定的法律保障。在川普這位生意人性格的談判對象面前，強調「交付進度與付款掛鉤」符合商業交易邏輯，也是避免貿易報復並保留國會監督尊嚴的唯一出路。

台灣目前正站在經貿安全與財政負擔的十字路口。面對美國內部法源的劇烈變動，台灣若一味履行已失衡的協議，將導致國家資源的過度透支。政府應善用立法院的民意作為談判擋箭牌，並以美方遲未交付的215億美元軍售項目為支點，要求重新審視履約節奏。唯有在法理上站穩腳跟，並在執行面上堅持「有感交付」與「分級審查」，台灣才能在這場天價的貿易博弈中，確保國家的實質利益不被法律漏洞與產能困局所吞噬。

（作者蔡鎤銘為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文/王崑義 台北101董事長賈永婕年節前往參觀《自由花蕊》展覽引發熱議，因在社群貼出蔣中正蠟像照，並且寫下「繼續罰坐吧，看大家多討厭你」。這場看似輕鬆的參觀動態，對比先前代表綠營參選台北市長話題，不僅讓她再次登上媒體版面，似乎也在看展之餘急於表態。 賈永婕先前才因新年期間介紹大紅色系服裝，說是中國人的過年傳統，一句「因為大紅色嘛，我們過年，中國人過年就是大紅色。」在網路上被網友出征，留言怒嗆「你才中國人，全家都是中國人」。如今，先是老藍靈魂跳出，後又親綠行徑噴發，賈永婕的政治傾向確實讓人琢磨不透。這場看似個人經歷分享，卻將歷史符號置入顯著的價值評斷，對於《自由花蕊》展覽本身，要從世界民主浪潮、台灣民主自由發展歷程以至對未來展望，似乎不是要對特定政治人物批判，難道賈永婕是在以古諷今？ 賈永婕先前促成美國攀岩好手霍諾德（Alex Honnold）以徒手登頂台北101，使得台灣一舉躍上國際版面，同時也讓人氣、聲勢、聲量瞬間大漲，一度傳出將被民進黨徵召參選台北市長。之後，賈永婕再因電影《世紀血案》掀起話題，親自造訪「林宅血案」現址義光教會，研讀人權書籍，進行「補修台灣歷史學分」之旅。如今，現身中正紀念堂參觀「自由花蕊」展覽，針對特定歷史人物批判，忽略活動背後的正面意義，常態運用名人光環帶動政治話題，已是名人加冕下的政治消費。 賈永婕遭外界質疑「消費國民黨」，針對威權歷史的個人情緒發言，雖被批評身為「外省第二代」不知飲水思源，卻以「我爸以我為榮」霸氣回擊，難道真能代表這一群人？我們需要的不只是標語式的批判，而是能夠促進公共理解的敘事；不只針對威權體制的情緒宣泄，而是對現代政治結構的理性檢視，以期促進轉型正義對歷史脈絡的多元解讀。 原本，中正紀念堂舉辦「自由花蕊」展覽的目的，在於理解台灣民主發展歷程，反思過去威權主義時期的歷史創傷，回顧前人爭取民主自由的努力。然而，賈永婕卻拍下蔣介石辦公室蠟像，附上帶有情緒文字，將展覽轉化為一種政治立場的刻意表態。這種做法看似「歷史補課」，實則隱含單一視角解讀，並把人物簡化為「被討厭的對象」，而非置於整體脈絡中去客觀理解，助長一種二元化的史觀，讓原本應是理性反思的教育展覽，淪為一種單向敘事的歷史腦補。 歷史教育著重在於理解複雜而非簡化對錯，若忽略了時空背景，當我們抽離當時的戰後制度、社會價值、或生存壓力等，而用現代的「後見之明」審判過去，往往走入「時代錯置」陷阱。事實上，展覽本身已經嘗試呈現不同視角的歷史面貌，那麼公眾人物在引用時卻選擇情緒標語貼文，不僅導致歷史變質，也從思考走向對立，讓理解淪為對抗。 賈永婕在批判蔣中正時，顯然是將現代台灣與過去極權混為一談，未能以相同標準審視當前政府的角色與責任，只停留在批判過去的威權體制，無法針對現實中的執政當局提出理性批評。這類反思不該只是過去歷史，也該關乎當代社會能否避免重蹈覆轍，否則只是消費個人的公眾角色，批判威權反而換來「民主油罐車」的負面標籤。 簡言之，若將批判投向歷史人物或體制，反而忽略當前政治力量與權力結構，不但讓批判顯得片面，這類去脈絡主觀化，導致公共評論往往變成為一種「廉價成本」。真正成熟的發言邏輯，不應只有口號與情緒，而是具備對當代社會與歷史結構的深刻洞察，提出具體的制度改革方向，否則只會落入一種，我比前人文明正義的「道德優越」錯覺。 賈永婕不論是看展還是表態，已把歷史場域轉化為個人政治姿態的舞台，名人光環若是缺乏自覺，恐將具有教育意義簡化為情緒宣示。而單向敘事缺乏脈絡，容易讓歷史反思陷入「後見之明」的審判。若只批判威權而不檢視當局，轉型正義也將失去時代意義。不能兼顧反思過去與審視現在，民主之花又如何能真正綻放？因此，賈永婕借歷史表態，並不能獲得真正的正義。 （作者王崑義為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理事長)

文/周忠菲

迦薩和平委員會是美國總統川普在達沃斯論壇上所宣布的專案。俗話說「起社」容易，「鎮場子」難。其獨出心裁之處在於，該組織採用商業化模式運作，任何想要加入的組織或個人，通過支付10億美元費用獲得入場券，都可以成為委員會的成員。這是「起社」的架子。

2月19日，川普在華盛頓主持了迦薩和平委員會首次會議。釋放信號是在中東問題上進行「和平施壓」，包括討論「重建迦薩」。接受和平委員會章程的20多個成員國，以及其它國家的代表，共計40多個國家的代表出席了會議。特點是除美國自己之外沒有任何一個大國參加。

一、高調開張

作為首次會議，川普將聚光燈調到最亮程度。他宣稱：打造了一個「有史以來最具影響力的委員會」，吹噓美國將提供100億美元的資金，成員國將為迦薩重建提供70億美元。他還高調宣布，如果聯合國需要資金方面的説明，和平委員會可以提供資金支援，以確保聯合國能夠繼續發揮作用。這可真是「慷慨大方」。難怪拖欠聯合國大筆會費的美國，最近開始以「杯水車薪」方式補交一小部分欠款。原來後面大有文章。

不過，資金池好像沒有那麼「滿」。如美國最親密的盟友以色列，和平委員會當之無愧，最直接的當事者，對錢財問題可一點也不含糊。以色列政府在會議前就通知美國政府，說「沒有理由為和平委員會提供資金」。原因一，國內政治方面需要安撫不支援以色列加入「和平委員會」的極右翼（安全部部長與財政部部長）。原因二，「以色列曾經遭到攻擊，不應承擔迦薩重建費用」。這不僅給迦薩重建，「賣樓花」的商業運作模式蒙上一層陰影，也揭開了中東和平被美以操縱的面紗。「高調開張」，暴露的「漏洞」，明顯可見。

二、 強推單邊軍事霸權受阻

對中東的「戰與和」，川普仍要強推他創立的，以高強度軍事威脅為特色的「委內瑞拉模式」。川普在會議結束時亮出成績單，一是委員會成員國簽署了《財政承諾諒解備忘錄》，二是達成了《國際穩定部隊諒解備忘錄》。似乎中東和平在川普的斡旋下「前景可期」。

實際上，美國國內輿論，包括國會、軍界、智庫在內，反對政府過度對外使用軍事力量的批評，不絕於耳，但川普「假裝聽不見」。他警告說：「幾乎所有人都已經接受了邀請，那些還沒有接受的，最終也會接受。有些人在耍小聰明，這是行不通的。你不能跟我耍小聰明，那些現在還在觀望的，最終都會加入」。

川普還宣布計畫任命自己的女婿庫納許擔任和平特使，與美國中東特使威特科夫一起「共同推動世界和平」。舉賢不避親，和平委員會原來是自家公司！

但強推單邊軍事霸權，在盟友方面首先就「擺不平」。例如，對和平委員會的成立，英國政府明確表示拒絕加入。英國還表示，正在考慮將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列為「恐怖組織」，宣稱英國內政部在正式定性，提出相關法案前，將採取「技術性過渡措施」。

這意味著，作為在中東有傳統利益的老牌殖民國家，英國的主張是「利益均霑」。英國對「迦薩重建」要參與，但對美國在中東戰與和問題上的壟斷權、開發權（如美國的一票決定權），不會接受。英國的「軟抵制」是有分量的，說明和平委員會作為一個治理機構，難以承擔維繫美國單邊軍事霸權的「重任」。

三、「起社」易，鎮「場子」難

如果成立一個委員會，就能夠防止戰爭，按照這個邏輯，在歷史上就不會發生一戰和二戰了。

目前，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英、中、法、俄均未加入。其它已經加入的成員國，對和平委員會繞開聯合國框架，或宣稱將與聯合國並立的成立宗旨，也表現出某種「特殊立場」。「起社」易，但川普要「鎮場子」，要讓這個由他自任終身主席的委員會，能夠長期發揮穩定性和影響力，難！

其受制可歸結於幾點：

其一，國際社會壓倒性的立場，是維護聯合國框架下的多邊主義原則。如2月18日，中國牽頭成立了以多邊主義為基礎的國際調解院。再如作為委員會成員的巴基斯坦和印尼，也有「特殊立場」。巴基斯坦宣布與中國強化軍事合作，以顯示「戰略平衡」。印尼代表在出席會議前，先行拜訪聯合國秘書處。均顯示對和平委員會「有所保留」。

其二，跨大西洋利益糾葛，更加尖銳複雜。從現實利益出發，歐洲部分國家謀求在迦薩停火與重建問題上「能夠在場發聲」。這對西方國家的國際關係準則而言，唯利是圖是「天經地義」。但從利益大小角度，考慮就不一樣。歐洲作為一個整體，選擇避免被和平委員會這一新增機構束縛的立場，同時還保留對這一治理機構質疑的權利，更不準備承擔額外義務，接受條約規定。前述歐盟派代表列席會議以「溝通」，與歐盟整體拒絕加入「和平委員會」以示區別，以及法國、義大利等國的抵制立場，這些都展示了跨大西洋利益的糾葛。

其三，中國春節年假結束前夕，和平委員會高調開張之後第二天，2月20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就美國總統川普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課徵關稅，發布判決，裁定這項關稅違法。媒體對此進行了大量評論，壓倒性的觀點是：大法官的判決結果，反映了美國憲法體制中制衡力量的歸位。不贅述。

聯繫到和平委員會，本文認為，川普政府利用其外交政策的不確定性，以解決美國地緣政治壓力的手段將受到限制。即：「防止行政機關的無限擴張」，也將被運用到對川普的顛覆性外交進行限制。

畢竟，美國需要面對現實世界。國際社會現有的多邊平台與各種機制將繼續運行，聯合國也不可能被取代。再創建一個「新的，合法的國際治理主體」，這種「超前」舉措是有風險的，其政治效果也許是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性。破壞聯合國權威及《聯合國憲章》的相容性，這樣的來自國際社會的質疑，將增加美國現有的道義負擔。

所謂「燕子來時新社」，和平委員會「高調開張」只是一時，起社易，鎮場子難。和平委員會能夠走多遠？可不是川普總統一人說了算。

（作者周忠菲為上海台灣研究會研究員)

文/蔡裕明

一直以來，月球在大家的心目當中，被當作人類探索與科學想像的代名詞，從美國的阿波羅計畫到最近的阿提米絲登月計畫，討論的焦點多是人類何時可以重返月球？如何把登月變成通往火星的跳板？而不是討論如何將月球納入飛彈防禦體系。但過去幾個月的發展，美國太空產業出現一連串看似技術，實則具有戰略意涵的轉向訊號。

2月初，SpaceX執行長馬斯克接連在公開訪談與X平台上表示，SpaceX已經把太空計畫近程優先順序從火星改為月球，目標是在10年內打造一座能自我發展的城市，理由之一是月球比火星更接近地球、發射窗口更頻繁，讓基礎建設可以更快成形。幾乎在同一時間，亞馬遜創辦人貝佐斯旗下的太空公司藍色起源（Blue Origin）在1月底也宣布，將暫停「新謝波德號」（New Shepard）火箭的飛行任務，轉向加速開發載人登月計畫，配合NASA的合作方向。

這樣的國際企業決策，很難單純被視為僅是調整商業節奏。2025年底，白宮發布一項名為「確保美國太空優勢」（Ensuring American Space Superiority）的行政命令，要求NASA透過阿提米絲計畫在2028年前讓美國太空人重返月球，並在2030年前完成「初始月球前哨」的關鍵要素，同時重申金穹（Golden Dome）下一代飛彈防禦計畫，要在同一時間內完成原型技術的研發與示範。也就是說，美國正試圖結合民間與軍事力量，全面重構太空戰略版圖。在這樣的趨勢下，月球是否正被轉化為下一個戰略高地？

金穹到底是什麼系統？

如果要看懂SpaceX和Blue Origin的動作，就得先弄清楚「金穹」在幹嘛。美國官方文件的說法其實很直接，美國要的不只是傳統飛彈防禦，而是一套下一代防禦系統，主要在專門保護美國本土。簡單來說，就是希冀在美國頭頂上蓋出一個盡可能密實的防護罩，讓敵人的飛彈和高超音速武器就算發射了，也很難打穿。

在技術構想上，金穹的關鍵不是單一武器，而是一整條「從發現、辨識、決策到摧毀」的鏈條都往太空搬。其中的核心，就是在近地軌道部署大規模的感測衛星，也就是由上百甚至上千顆小型衛星組成的網路，專門盯著全球可能的發射點，一旦發現有異常熱訊號或軌跡就立刻回報。後端再接上高空或太空攔截器，加上AI指揮系統，把「發現威脅、判斷是不是要攔、下令開火」這整個流程壓縮到幾十秒甚至幾秒鐘的級別。

對華府來說，這不只是增加一層保險，而是要從根本改變美國在飛彈對抗中的反應時間與心理優勢。2025年確保太空優勢的行政命令，更是把這項計畫與月球綑綁在一起，而且更被設計成「軍民整合」的架構，需要充分利用商業太空能力，不然單靠美國軍方無力支撐衛星數量、發射頻率或預算。

於是我們就看到，這樣的飛彈防禦署將集結超過1000家企業的承包商，讓廠商競逐金穹相關的感測、通訊和攔截技術，空軍與太空軍則把低軌衛星星座、太空攔截器和發射服務，一批一批拆包給民間公司，或與美國友好國家的企業。這種做法，一方面是為分攤成本、加快部署，另一方面也清楚傳遞一個訊號，在AI之後，美國正刻意把強化本土的太空研發與產業能力，當作下一階段國家權力與戰略優勢的發展主軸。

在這樣的制度設計下，能一次送上大批衛星、又熟悉大型星座營運的企業，自然就變成金穹體系裡最吃香的對象。對SpaceX而言，原本為Starlink所建構的大量發射與星座管理能力，現在可以直接轉接到飛彈預警和太空防禦任務上。對還在追趕的Blue Origin來說，押注月球運輸與高軌任務，更是一條快速切入國安供應鏈的直接通道。

於是說，保護美國國土安全這句話，其實已經悄然改變地理範圍，不再只是國境線、領空與沿海防線，更是一路往上畫到近地軌道，甚至地月空間。也就是說，美國現在所談論的國土安全，不再只是看國境與天空，而是把圍繞地球轉的衛星、未來月球附近的節點，通通視為國土安全的外圈。

國土安全3.0版的太空外溢

當國土安全一路被畫到近地軌道甚至地月空間時，月球的位置就不再只是科學家眼中的實驗場，或科幻小說的想像空間，更是會被視為一塊新的戰略高地。

於是美國一方面設定2028年重返月球，2030年前建立月球前哨的時間表，又要在2028年之前要做出金穹原型的計畫，表面上看起來是兩件事，一個是飛彈防禦工程，一個是從月球到太空復興計畫。進一步來說，這是一套戰略的上下集，先用金穹把近地軌道變成防禦網，再用月球與地月空間當作下一層觀測與通訊節點，為未來可能的太空衝突預先布好舞台。

華府今天可以說，衛星發射與星座管理能力，旨在針對飛彈「可以看得更清楚、反應更快速」，但是明日的現實可能變成，誰先在月球與地月空間布局更多節點，誰就更有能力在危機時掌握太空資訊與嚇阻優勢，對其他國家來說，這不只是人類再次登月的時間表，而是一場悄然改寫太空秩序的節奏競賽。

太空軍備競賽的肇始?

從表面上來看，結合AI的金穹計畫與月球前哨站，這邊所的講的是防禦，可以讓美國看得更早、算得更快、攔得更準，似乎能有效嚇阻對手冒進。但只要把鏡頭拉遠一點，就可以看到，當美國把防禦圈畫到太空和月球時，北京也沒打算缺席，同樣透過國網與千帆的星座計畫，企圖建構涵蓋全球的寬頻通訊服務網絡，將太空通訊和網路基礎設施鎖進國家戰略。於是，華府口中的防禦升級，很快就會在別人口中變成壓力升級與「太空版」的軍備競賽，美中雙方誰也不願意在太空版新冷戰裡看起來比較慢一步。

對區域來說，這不是遙遠的大國遊戲。當太空成為美中競逐的新高地，相關的監測、預警與指揮系統，勢必會更密集地覆蓋印太戰略要衝，台海自然也會被納入這張網路之中。未來不論是共軍演訓、飛彈試射，還是各類灰色地帶行動，都可能被即時結合太空預警與演算法評估流程，讓危機升溫的時間軸變得更短、容錯空間更小。對台灣與兩岸關係而言，這代表「誤判」與「意外」極可能有相當風險。

於是說，當美國把防禦圈一圈圈畫到太空和月球時，究竟是在追求更安全，還是把下一次危機的起爆點推到一個更難收拾的新高度？太空如果真的變成戰場，最大的風險也許不是誰先開第一槍，而是當系統被干擾、誤判、誤擊時，地面的政治與軍事反應是否可以跟上？更應思索如何從風險指標與威脅評估看到完整的政治脈絡。

（作者蔡裕明為實踐大學會計暨稅務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文/蔡炫

無黨籍立法委員高金素梅捲入「涉貪風暴」至今風波未平，檢調以涉嫌人頭助理名義詐領補助款、詐領助理費、以及違反醫療器材管理法等理由，派出調查局國家安全維護工作站（簡稱「國安站」）兵分多路搜索，包含住處與立法院辦公室等無一倖免，約談包括她在內的多名相關人士。檢方以高金素梅違反《貪污治罪條例》諭知以新台幣100萬元交保，同時限制出境，整體案情隨著偵查仍在發展中，卻已凸顯三線作戰的刀光劍影。

素有俠女之稱的高金素梅涉案引發輿論譁然，藍營對此無不大聲疾呼政治肅清，甚至仍有綠營盟友堅信人品，整起案件宛如「黨媒檢一體」的生成模式，不僅遭指打壓異己，相關資訊任由媒體曝光，最終再以偵查不公開一筆帶過。事實上，大動員、搞搜索、餵媒體，最後找證據，程序正義不僅倒行逆施，媒體鎖定進行審判，配合制度架構來射鏢畫靶、難道不是朝廷捉拿俠女再羅織罪名？

根據中華民國法律程序，法院尚未進行審判，被約談、被調查甚至被搜索者，皆為「偵查階段的當事人」，應該享有法律上無罪推定保障，不能事前認定有罪。然而，專責處理反滲透與共諜案的調查局國安站作為主辦單位之一，介入普通助理費財務性質案件，跨越常規偵查程序的指揮調度，連結涉入外部勢力的情況下，讓人質疑辦案超越單一違法。高金素梅案件先被認定與國安因素掛鉤，在合理性上已對程序正義構成威脅。

執行公權力時應當尊重程序正義，保障立委人權與常規偵查原則，立法委員在憲政架構中代表民意，擁有監督行政與審核預算的基本職權。司法機關（隸屬行政與司法體系）對於立委進行偵查，必須極度謹慎並且確保透明一致，一旦司法權被工具化，勢必產生「政治清算」的普遍質疑。

高金素梅案件在偵查尚未完結前，就已透過各種新聞標題與社群推論引爆公眾想像，從「詐領助理費」到「浮報補助款」再到「違法輸入醫材」等密集報導，每個標題帶有強烈指控意味，並在社群媒體上迅速擴散。即便指控在報導時仍屬於偵查階段疑義，當鏡頭語言偏向情緒化與推論式文本，似乎要讓公眾在正式的法庭辯論與證據審查之前，透過議題設定完成「未審先判」。

司法偵查的公開程序必須按照法規進行，任何提前透過資訊發布或媒體放話手段，可能會對被告產生不利的輿論氛圍，進而踐踏當事人權益。尤其，一旦偵查單位與特定媒體互動頻繁，出現交換資訊來帶風向，包含證人陳述、證物內容以及資訊細節等，不僅會讓檢調的公信力產生質疑，勢必影響審判的公正性，而被貼上「檢媒一家」的負面標籤。

高金素梅的案件中，檢方質疑她以聘僱「人頭助理」，但實際上未在其辦公室任職，或是報支金額無法對應實際服務；而在現行法規框架下，助理及立委之間的雇用安排、薪資與工作申報，本就缺乏統一的執行細則與實質審查制度，使得任何助理費的使用在法律上存有模糊地帶，責任歸屬成為制度危機的寫照。

立法機關助理費的預算、核銷與審核標準，本就存在結構問題，過去在相關制度設計對於是否確實「執行業務」、「固定工時」以及相關「勞動界定」等並不明確，導致助理費報支在實務上存在彈性空間。實際上，不僅僅是高金素梅，過去就有其他立法委員因助理費爭議被調查或起訴，顯示此類問題具有歷史共業。一旦制度漏洞本身就是爭議根源，責任不應落在個別立委身上，而應針對「助理費除罪化」進行改革，以免立委誤觸法網或淪為政治金庫。

高金素梅涉貪風暴發展至今，偵查階段即以搜索、約談、交保與限制出境的司法動作引發爭議，當程序仍未走完，輿論早已分出陣營；當證據尚待法庭驗證，媒體卻已搶先審判；民主憲政中的兩權制衡，也在情緒動員中失去邊界。倘若制度漏洞未補，卻以個案接連祭旗，不僅難昭公信，恐怕無助改革。這場俠女與朝廷之爭，終將淪為權力與敘事角力，而非正義實現。

（作者蔡炫為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副研究員)

文/譚傳毅

《德國之聲》引述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發布的一份最新報告稱，過去5年，中國大幅加快了核動力潛艇的製造，年度下水數量首次超過美國。

本人曾經批評海軍徹底毀了製造海鯤艦的系統整合能力，現在我們看看真正具備系統整合能力的中國海軍，如何建造及修改其核動力潛艦。

中國核動力潛艦：小步快跑

解放軍核動力潛艦的發展，遵循著一條基本方向：在系統整合的框架之中，從「有無」到「精進」到「創新」，最終建構一支水下戰略力量。其核心邏輯可以概括為戰略需求、技術迭代驅動、體系化協同發展。

從這個觀點來看，海鯤號的建造有其戰略需求、也解決了「有無」的問題，但在技術迭代與「精進」方面，則完全欠缺系統化的協同，例如無法保證後續裝備與零部件持續獲得、無法確立新一代技術的發展和培育方向與能力、無法改善現有裝備的迭代問題，更糟糕的是，技術無法進展，導致思想上的滯後。

我們可以斷言，未來海鯤號後續艦將永遠掙扎在「有」與「無」之間，其間沒有任何進行改善、精進、甚至於創新的可能性，根本原因就是系統整合已經被海軍徹底摧毀了，事後台船的任何補救措施，只是把海鯤號變成了「法蘭根斯坦」（科學怪人）。回頭看看解放軍海軍如何在發展之初，受盡屈辱與訕笑，如今破繭成蝶，東風徹底壓倒西風。

中國作為一個核大國，建構一個可靠性高的報復打擊（第二擊）體系至關重要，戰略核潛艦（092級）就變成了剛需。為保障遠洋利益與台海問題，出現了能夠長航時作戰的核動力攻擊潛艦（091級），儘管這些第一代核動力潛艦的噪音巨大、機械裝備可靠性極差、作戰系統落後、造艦工藝粗糙，受盡西方國家的冷嘲熱諷。

最終，核潛艦實現了零的突破、奠定了技術和人才基礎、更解決了「有無」的問題。之後所有的潛艦技術，就是一連串的改善、精進、創新的過程。

我們將會看到，中國核潛艦技術走上一條穩健之路，也就是「小步快跑」的迭代模式。這是指每一代產品都不追求一步到位的完美，而是通過「設計-建造-試用-改進」的循環，持續進行技術優化和型號迭代。

例如，093系列從基本型到093A、093B，再到093G，每一款改進都針對特定短板，如優化帆罩（駕駛台）流線外型設計以降低噪音、加裝舷側陣列聲吶和垂直發射系統以提升探測與打擊能力。這種方式既能快速形成戰鬥力，又能不斷驗證新技術，為下一代積累經驗。

改善與精進：094的大龜背怎麼辦？

如果我們看過094級核動力潛艦的照片，就會發現在帆罩後方至艦艉之間，馱了一個「大龜背」，這個「大龜背」源於潛射飛彈性能、艦體技術與戰略需求之間權衡的結果。093型潛艦也有「龜背」，但是比094型小得多。

094級潛艦面世之初，飽受西方國家的訕笑，表示中國建造潛艦技術非常落後：潛射巨浪-2核飛彈長度13米、直徑2米，超過094型潛艦耐壓殼體直徑11米；而耐壓殼體直徑又受到材料、製造工藝和水下航行性能的限制，無法改善。當時中國尚未掌握製造14米級以上大直徑耐壓殼體的技術，而美國俄亥俄級潛艦直徑可達12.8米。

由於飛彈長度遠超過艦體直徑，再加上094採用雙艦體設計，設計團隊只好在艦體背部加裝了一個流線型的整流罩，將暴露的飛彈部分包裹起來，盡可能恢復艇體的流線形，減少阻力和噪音。這個整流罩就是外界所稱的「龜背」。若不加裝「龜背」，則會像俄羅斯颱風級雙艦殼潛艦一樣，大幅增加其排水量（高達4.8萬噸），建造和維護成本極其高昂。

「大龜背」固然有解決了「有無」問題，但又帶來新的缺陷：水下噪音大增、航速降低、機動性大減、重心上移增加操船難度。怎麼辦呢？中國軍工做了以下努力：一方面優化現有平台（093/094），另方面則針對下一代平台（095/096）的重構。這就是「小步快跑」不斷的改善、精進、創新，有或沒有系統整合能力，就表現在這裡。

對於094級的「大龜背」，中國軍工採取了一系列「打補丁」的優化措施，旨在不改變核心結構的前提下，最大限度降低「龜背」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首先是針對隆起的「龜背」進行「修背填角」，使其與艦體的過渡更加平滑流暢，可以降低阻力和湍流雜訊（約110分貝）。同時修整指揮台的形狀、其與艇體的連接處也進行了優化設計。

其次是降噪技術。除了優化外形，還鋪設能吸收聲吶信號的複合消音瓦，並將主輔機等裝備安置在浮筏減震（Floating Raft Vibration Isolation）基座上，以隔絕機械振動產生的噪音。

最後則是提升洲際飛彈性能。「龜背」的存在是為了容納戰略核飛彈，提升飛彈的性能就是提升「龜背」的價值。現在094型可以安裝射程超過1萬公里的巨浪-3，表示潛艦無需前出到遠海，在相對安全的近海就能形成有效的戰略威懾，補償了「龜背」在機動性和隱蔽性上的損失。

所謂「小步快跑」的重點是多方向同步進展，也就是生產093/094時，即開始研製下一代095/096型潛艦，同時開發下下代097/098型潛艦。最大的改善與精進是超大耐壓艦殼技術（14米級）以及靜音技術。

領跑的原來是自己

095/096型核潛艦是中國海軍新一代水下力量的核心，可說是代表了當前中國核潛艦技術的最高水準。但兩種艦型的發展略有不同。

095是093型的深度開發型號，主要目標是極致靜音與多功能遠程打擊。095型採用大直徑單殼艦體（或混合殼體）設計（約12～13米），水下排水量約9000～11000噸，內部空間顯著增加。帆罩與艦體採用填角平滑過渡，優化流體力學性能。

靜音設計採用無軸泵噴推進系統、減震浮筏與先進消聲瓦，據聞其噪音水準可降至95分貝以下，接近海洋背景雜訊，最高航速超過30節。

武器系統包括通用垂直發射系統（可能為12～24單元），可相容鷹擊-19/21等極音速反艦與對陸巡航飛彈，射程1500公里，是個反潛、反艦、打航母、對陸打擊的利器；此外還保留6具可發射重型魚雷及反潛飛彈的發射管。

096型是094型的迭代產品，其設計核心是確保生存性、並提供全球核打擊能力。艦體採用14米直徑的超大耐壓殼體（屈服強度2200兆帕，海鯤號僅為550MPa），徹底消除了094型的「龜背」。

靜音性能則整合了無軸泵噴推進、第三代消聲瓦（吸聲係數逾90％）、以及一體化自然循環反應爐（中低速無需主泵），據聞噪音水準可降至90～95分貝。

在最大潛深方面，本人所掌握的網路資料為600～650米，遠超過美軍俄亥俄級400米。096型搭載16～24枚巨浪-3潛射彈道飛彈，射程12000～14000公里，每枚又可攜帶6～10枚分導式核彈頭，末端高超音速滑翔變軌能力。

095和096型一樣，配備了量子通信系統（深海即時加密通信）、先進綜合聲吶陣列以及AI輔助戰術系統，提升態勢感知和快速反應能力。

預期未來的097/098型，將裝備全艦共形聲吶陣列、量子導航系統、衛星-水下高速戰術數據鏈，成為水下作戰網路的核心節點，還能指揮無人潛航器集群作戰。當然，基於「小步快跑」原則，所有的裝備都將迭代升級，例如整合現行的所有靜音技術，並採用磁隱形、尾跡隱形等非聲學隱形手段，江湖傳言噪音可將至85分貝。

結論

我們粗略的看到解放軍如何發展其潛艦能力，得知這種努力得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與財力資源，只有像中國這種規模的國家才可能做得到；而我海軍照貓畫虎，以為購買各國裝備就能拼湊成一艘潛艦，真不知海軍的膽子是怎麼肥的！？

海鯤號的確解決了「有無」的問題，但是然後呢？後續如何保證可持續性採購？如何升級迭代？

不只潛艦是如此，所有的武器系統都應該如此，在不具備系統整合能力的情形之下，那就表示這是個失敗的投資！

（作者譚傳毅為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研究員，

文/蔡裕明

2026年2月28日凌晨，美國以代號史詩之怒（Operation Epic Fury）、以色列代號咆哮雄獅（Roaring Lion），共同對於伊朗進行空襲行動。但這場攻擊行動較以往不同的是，並非飛彈數量或戰機架次，而是美國總統川普在凌晨3點的8分鐘影片裡，對著鏡頭向伊朗人民喊出的那段話：「當我們轟炸完，接管你們的政府。這可能是你們幾世代唯一的機會」。

換句話而言，這場攻擊行動不只是軍事行動。它是一場標準的自選戰爭（war of choice），川普將最後的賭注，寄希望於伊朗民眾，而這是他無法控制的。

川普重返白宮後，反覆強調他要終結永無止盡的戰爭（forever wars）。他的《國家安全戰略》明確寫著，由中東主導美國外交政策的時代「已經結束」。然而，從2025年6月的午夜之錘行動（Operation Midnight Hammer）摧毀伊朗核設施，到2026年2月28日的全面空襲，他實際上發動美國自2003年以來在中東最大規模的軍事行動。這是一場川普自己所選擇的自選戰爭，可能是他迄今為止最大的豪賭。

美國不是正在與伊朗進行談判嗎？為什麼是現在？實際上，川普開戰的時機在軍事理由上並不明確。他在去年6月午夜之錘行動當中，已宣稱徹底摧毀伊朗的核子設施，但幾個月後又聲稱一場正在重建核子計畫。美國或歐洲的情報單位，並無確切證據證明伊朗在核燃料濃縮或彈頭研發上取得「實質性進展」。這樣自相矛盾的混亂，應該不是失誤，而是維持一個模糊的威脅敘事，讓之後的軍事行動看起來合理。

真正推動開戰的動力，更可能來自兩個交匯點。第一，伊朗政府在2025年底至2026年初的大規模抗議後強力鎮壓民眾，造成數以千計甚至上萬平民死亡，讓川普在1月公開承諾「援助就要到來」，之後若不動手將損害信譽。第二，美國與以色列情報機構研判，伊朗政權正處於1979年以來最脆弱的時刻，伊朗外部的「抵抗軸線」已遭翦除，內部發生經濟崩盤、社會不滿，這被華府與特拉維夫研判，這個政權現在可以打，可能打得下來。

這次的美以的軍事行動，與2003年美軍長驅直入巴格達不同，這次美以聯合行動刻意避開大規模地面佔領。以色列空軍出動約200架戰機、打擊約500個目標，美國以巡弋飛彈與無人機支援，雖然規模空前，但本質上仍是空中作戰並結合精準斬首。這不是偶然。川普政府軍事行動的設計邏輯，旨在打伊朗革命衛隊指揮中樞、飛彈發射陣地、情報與安全機構，並精準打擊高層軍政人士，至少數十名伊朗高階領導人在首日即被報導喪生，包括最高領袖哈米尼可能已在打擊中死亡或重傷，但是沒有地面部隊進入伊朗領土，沒有佔領計畫，也沒有戰後治理藍圖。

從過往的戰爭史來看，其實可以看出一個很明顯的規律。用飛機去轟炸重要設施，壓制防空系統，打亂補給線，讓對方打仗的成本變得很高。若僅從「破壞」的角度來說，空襲通常是有效的。但問題在於，炸得再多，也不一定能逼對方政府低頭，更不用說讓整個政權垮台，例如二戰時期的不列顛空戰。要從軍事破壞走到政治內潰或投降，中間其實差很遠。

從過去經驗來看，若缺乏關鍵條件，單靠空襲通常難以達成政治目標。這包括，第一，有強大的國際力量一起孤立這個國家，讓它在外交和經濟上都被封鎖。第二，需要有地面部隊，把戰場上的優勢轉成實際的土地控制和治理。第三，是這個國家內部本來就有武裝勢力分裂，只等一個機會趁亂而起。換句話說，川普的賭注在於，最後是否推動政權改變，要看伊朗人民自己。

美國期望以空襲削弱政權的戰鬥意志與反擊能力，讓伊朗內潰進而重新爆發抗議活動，進一步出現政權崩解的局面。但是，但這條路徑「遠非確定」。為什麼呢？

首先，伊朗內部民族主義反彈。歷史經驗顯示，外國轟炸往往引發「聚旗效應」，即便原本痛恨本國政權的民眾，也可能暫時在「國家遭受攻擊」的框架下團結起來。伊朗在兩伊戰爭期間就曾出現過類似效應，外部威脅反而強化政權合法性。

其次，伊朗缺乏足夠的反對派。真正推翻政權需要「某個相對不受安全部隊控制的區域」，讓反對派得以休整或重新武裝，同時需要武器來避免重演先前的鎮壓，也需要足夠能夠吸引中層民眾的理念。到目前為止，這些條件沒有一項被確認到位。

再者，伊朗是否出現變異的體制。由於伊朗的文人與神職領導層被美國與以色列擊殺，擁有龐大經濟資產與武裝力量的伊斯蘭革命衛隊殘部，極可能趁勢奪權，建立純軍事獨裁國家，或者表面上換一個最高領袖，實際上權力仍牢牢掌握在衛隊手中。

最後，區域衝突的擴散或恐怖主義再起。伊朗已在首日即對以色列發射數十枚飛彈，並攻擊巴林、卡達、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科威特與約旦的美軍基地。伊拉克的親伊朗民兵宣布將攻擊美軍設施，葉門胡塞組織也可能恢復紅海攻擊，中東是否再度出現恐怖攻擊行動，不無疑問。

更進一步來說，維持這種規模的行動將消耗大量高階彈藥（愛國者、戰斧飛彈），可能影響美國在其他優先方向，包括對中國的戰備狀態以及對於烏克蘭的軍事援助。

美以聯合攻擊伊朗的模式，可被理解為一種有限軍事介入下的成本外部化戰略，即外部力量承擔可控軍事壓力，而將政權轉型的高風險政治代價留給目標國內部社會。美國與以色列承擔的是可控制的軍事成本，例如空襲與飛彈打擊，沒有地面佔領，也沒有長期駐軍責任。相對地，政權變動的高風險與不確定代價，則留給伊朗社會自行承擔。在轟炸與制裁壓力下，民眾若要推動改變，必須面對內部衝突與權力真空的風險。也就是說，外部負責施壓，內部承擔後果。

歷史經驗與杭亭頓在《第三波》中的分析都指出，威權政權就算被外力突然推翻，如果社會裡沒有有組織、又被多數人認可的政治力量接手，國家並不會自然走向民主，而是容易出現權力真空與新的威權統治。以伊朗為例，即使原本的體制垮台，最有能力接管局勢的，多半會是握有武裝和組織的伊斯蘭革命衛隊，而不是分散的自由派或民主勢力，因此更有可能走向軍事色彩濃厚的新威權，甚至朝向接近內戰的混亂局面。

川普已經在中東取得他想要的戰爭，用空襲打開了政權更迭的那扇門。但門後是什麼？民主、內戰、軍事政權、軍閥割據、還是更深的混亂？沒有人知道，包括川普自己。

（作者蔡裕明為實踐大學會計暨稅務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文/蔡鎤銘

在 2026年2月22日中東地緣政治高度緊張的時刻，全球軍事監控數據出現了一次令人屏息的震盪。根據獨立分析師佩雷拉（Shanaka Anslem Perera）在社群平台X上揭露的情資顯示，一架編號 169660的美國海軍MQ-4C海神（MQ-4C Triton）無人機，在霍姆茲海峽上空32900英尺執行任務時，突然發出 7700 緊急代碼後便在雷達螢幕上徹底消失。

佩雷拉作為《崛起之始》（The Ascent Begins）的作者，敏銳地指出：文明不會毀於戰爭，而是毀於沉默。這架造價高達 2.2億美元 的頂尖監控平台離奇失聯後，美國五角大廈（The Pentagon）死寂般的反應，正好印證了這種崩潰的開端。

這架代表美軍海上監視最高技術水平的海神無人機，在執行自2003年以來最大規模軍力部署的敏感時刻神祕蒸發，其消失的座標位置與2019年全球鷹被伊朗擊落的地點完全重合。然而，相較於當年的飛彈擊落，這次事件顯得更為詭異，現場既無飛彈發射的熱訊號，也無殘骸發現的紀錄。

當美方還在焦頭爛額地搜尋訊號蹤跡時，華府內部的輿論風向卻迅速轉向，將這場令人難堪的挫敗歸咎於背後有中國大陸與俄羅斯的技術介入。這種幾乎形成反射動作的甩鍋邏輯，不僅顯示美軍對其自身科技壟斷地位的焦慮，更揭示了現代電子戰場上力量對比的微妙挪移。

數位劫持與中俄技術影蹤

在中國大陸與俄羅斯的影子下，華府分析家們迅速勾勒出一幅技術同盟的藍圖。他們指稱，伊朗之所以能讓高額資產瞬間失聯，是因為大陸提供的先進電子戰設備已經具備了接管美軍指揮鏈的能力。根據相關報導顯示，大陸近年來向中東地區輸出了一系列精密且廉價的電子對抗硬體，這些設備能夠精準識別美軍的軍用加密波段。

佩雷拉分析指出，這種數位擄人的手段不僅是軍事技術的較量，更是對美軍全球資通訊架構的根本性挑戰。他警告說，如果連海神這種高空戰略平台都能被輕易勸降，那麼部署在同區域的數百架戰機將面臨前所未有的電子覆滅風險。

美軍高層在失聯事件發生後的發言，處處流露出對修正主義大國介入的強烈猜忌。他們認為，伊朗近年來開發出的多款國產無人機與干擾設備，在底層架構上與大陸的軍民兩用技術有著驚人的相似性。美方的內部簡報顯示，伊朗可能利用了某種被稱為 GPS 欺騙的技術，誘導無人機誤判自身地理座標。

據佩雷拉的看法，美國在五天之內對此保持沉默，是為了掩蓋其最核心防禦體系已被攻破的事實。他認為，確認真相將暴露美軍在面對中俄聯手技術輸出時的軟肋，這種沉默不僅是官方的避重就輕，更是全球權力結構崩潰的特徵之一。

這次事件再度暴露了美軍對於衛星定位系統的高度依賴。雖然美方強調其軍用 GPS 具備強大的抗干擾能力，但在面對中國大陸與俄羅斯的電子干擾環境時，這種優勢正在逐漸喪失。在大陸積極推廣北斗衛星導航系統的同時，大陸的電子對抗設備也在全球市場上展露頭角。

美軍無人機的失聯實際上是現代戰爭從硬殺傷轉向軟殺傷的一個縮影，當無人載具在沒有火藥味的情況下被癱瘓，顯示電子戰的勝負往往決定在看不見的頻譜鬥爭中。美方專家指出，大陸的技術進步讓原本昂貴的干擾手段變得廉價且易於普及，這讓美軍在執行任務時面臨前所未有的風險。

與此同時，美國國內的通膨問題也嚴重影響了軍事採購與維護成本。隨著物價持續上漲，美軍新型電子對抗設備的研發費用不斷攀升，這與對手利用廉價電子元件進行不對稱打擊形成了鮮明對比。

在這種壓力下，美軍的優勢不再像過去那樣絕對，每當美軍在海外受挫，大陸的科技實力就會被拿出來反覆討論，這種現象本身就顯示了美國對大國實力消長的無奈。佩雷拉分析認為，美軍目前的戰略架構過於依賴昂貴且單一的科技節點，這在面對多極化技術威脅時顯得極其脆弱，這種技術投資的回報率正在急劇下降。

在當前的國際局勢下，川普對於此類軍事失誤的反應一向直接且不留情面。他認為，美軍無人機在伊朗失聯是領導力軟弱與科技被竊取的結果。川普多次批評，過去幾年中國大陸在尖端科技上的成長是以竊取美國智慧財產權為代價，而當前的安全困境正是長期以來對大陸採取姑息政策的惡果。

在川普的邏輯中，美國必須以更強硬的姿態奪回科技主導權，不容許任何國家利用美國技術來對抗美國。這種情緒在國防部內部引發了廣泛共鳴，導致美方在處理失聯事件時，往往將技術問題無限上綱至國家尊嚴。

然而，事實可能比華府的指控更為殘酷，中東國家的自主國防科技確實正在異軍突起。雖然大陸的硬體與俄羅斯的戰術經驗提供了助力，但伊朗在長期封鎖下所磨練出的電子戰韌性不容小覷。佩雷拉指出，伊朗能夠關掉霍姆茲海峽的燈光，展現了區域強權在地緣邊緣地帶的防禦主動權。

當美軍的海神無人機在霍姆茲海峽神祕消失，這不僅是一架飛機的丟失，更是對美國不可戰勝神話的一次沉重打擊。如果美國不從技術核心進行徹底的革新，而只是習慣性地將責任推給大陸與俄羅斯，那麼未來的失聯事件，恐怕只會以更高的頻率出現。

這場發生在伊朗上空的電子戰羅生門，折射出 21世紀 大國博弈的新常態。當美軍海神無人機神祕失蹤，華府第一時間的指責與甩鍋，顯示其對中國大陸實力崛起的極度敏感。正如佩雷拉所言，沉默是秩序崩潰的徵兆，五角大廈對這 2.2億美元 資產損失的避而不談，正預示著美式科技霸權正在逐漸凋零。美國若想真正維護其國家安全，或許該正視這個多極化且技術普及化的新世界，否則海神無人機的墜落，將只是更多霸權裂痕產生的開始。

（作者蔡鎤銘為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