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義縣與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及中華民國好朋友動物保護協會合作，共同推動全國獨一無二的「浪浪就業服務站」，透過專業行為評估，與訓犬師依犬隻個性與潛能設定客製化訓練，協助轉型成為療癒犬或護衛犬，翻轉社會對浪浪「只能被安置」的既定印象。

縣長翁章梁、農業部動物保護司副司長陳中興及各級民代今出席嘉縣家畜疾病防治所「浪浪就業服務站成果發表會」，透過小花的365天繪本分享、認養經驗分享並與療癒犬互動體驗，向各界說明轉型實際成效，令流浪犬議題從被排斥走向被信任，記者會上也有民眾領養療癒犬，翁縣長更特別送上嫁妝。

家畜所指出，「浪浪就業服務站」穩健推動兩年，累計訓練完成20隻狗狗的行為訓練，成功媒合7個場域完成14犬隻認養，整體訓練過程以「低壓力、正向引導」為核心原則，跳脫傳統以收容為主管理模式，依其特質轉化為護衛犬或療癒犬。

療癒犬著重培養其人際互動與情緒支持能力；護衛犬則訓練熟悉場域、巡視環境與辨識異常行為，並以「提醒取代攻擊」，在兼顧公共安全的同時，也確保動物福利。

翁章梁說，近年全台遊蕩犬數量增加，人犬衝突與公共安全事件頻傳，也讓社會對犬隻的誤解與對立情緒不斷升高，面對這項長期且複雜的議題，嘉義縣政府選擇不以收容作為唯一解方，而是用更溫柔更有力量的方式，為流浪犬找回被信任的可能。

領養療癒犬「阿寶」的方小姐提到，因其為職業婦女身分，常工作家庭兩頭燒，當初因女兒長期感到孤單，選擇前往嘉義縣動保園區領養犬隻陪伴，阿寶成為孩子最穩定的情感支柱，當女兒情緒低落時總是靜靜守在身旁，陪她度過難熬時刻，並感性地說「阿寶不只是寵物，而是女兒最親密朋友，也讓我們家重新充滿笑聲！」

另一位成功認養護衛犬的李先生則分享，自從領養三隻護衛犬後，果園受到猴群侵擾情況明顯改善。「護衛犬會主動巡視環境並驅趕猴群，讓我們安心很多，收成也比以前好不少！」他說這三隻護衛犬不只是守護果園的好幫手，更成為生活中重要的陪伴夥伴。

統計資料顯示，約七成引發民怨的犬隻屬「有主犬隻」，多因疏於管理、任意放養或棄養所致，呼籲飼主應善盡管理責任，若查有未為犬隻完成飼主責任與疏縱，將依動物保護法與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合併裁處，最低可處8萬6千元罰鍰。

家畜所強調，遊蕩犬問題並非單一措施即可解決，源頭管理仍是關鍵，縣府已成立動物保護管制隊、獸醫師醫療團及動保稽查員三大專業團隊，近8年來已為近4.2萬隻犬貓完成絕育，飼主責任稽查裁罰超過160件，總金額近630萬。

高院院長高金枝霸凌法官事件燒不停，前苗栗地院法官周靜妮因長期高壓、身心失衡生病，卻慘遭苗栗地院霸凌、抹黑而遭嚴厲懲戒二度傷害，引起法界議論。由學者專家組成的台灣人權智庫認為周靜妮案不是單一個案，而是關於人權、勞動、權力與責任的嚴肅考題，也顯示台灣司法威權亟待改革。

周靜妮法官歷任檢察官、簡易庭、刑事、民事庭法官，最後服務於少年家庭事件審理體系。少家法庭的工作，與一般民刑事審判截然不同，它不只是裁決有罪或無罪，更牽涉到輔導、保護、教育與家庭功能的修復。這是一個高度消耗情緒與心理能量的審判場域。

熟悉少年司法的法律學者指出，周靜妮法官在審理少年案件時，傾向花費大量時間傾聽、理解個案背景，嘗試在法律框架內，為迷途少年保留重返社會的可能。這樣的審判風格，卻也逐漸讓她在高度量化、效率導向的審判行政體系眼中，顯得「不合時宜」。

周靜妮夫婿、學者曾建元表示，周靜妮法官在法院內部，長期面臨來自行政體系的壓力，包括業務量分配、審判節奏要求、內部溝通摩擦等問題。當她試圖表達困境、反映工作負荷與身心狀況時，並未得到實質的支持與調整。相反地，當時苗栗地院院長陳雅玲得知她罹患憂鬱症後，即將她貼上「問題人物」的標籤，試圖逼退她。

陳雅玲將多年以前已順利結案、持刀傷父的少年事件，重新檢視，放大瑕疵，將周靜妮醜化為惡法官。但當事人願意親自為周靜妮做證時，苗院竟然多次阻止證人作證，不讓關鍵事實曝光，並在事件爆發後，派員訪視當事人，形成當事人壓力，導致當事人為求生活平靜不受干擾，書面協議不再與聞本案。苗院在追懲周靜妮過程中，還不斷利用特定媒體不實爆料，造成未審先判， 白布染成黑。

事實上，少年案件的結果成功讓當事人返家復學，回到正軌，父母當時致函苗院胡文傑院長對周靜妮的努力表達感謝，後續少年也有多項轉變事實可佐證。至於程序瑕疵， 最高行政法院退休法官、前司法院職務法庭法官林文舟指出，本應透過指導、修正與內部教育改善，而非直接推導出「不適任」結論，否則制度本身即失去修復功能，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退休教授陳志龍也認為，縱周靜妮初次開庭言行思慮不周，從行為與目的及其間關聯性的可非難性來看，忽略行為自始不存在加害意圖、行為的目的在矯正勸善以及家庭關係的社會倫理價值判斷，強指掌摑違失行為有強制虐待或恐嚇故意而施加重懲，乃有認事用法上的重大錯誤。

從壓力到疾病：法官患職業病只能被拋棄?

曾建元表示，周靜妮在法官任內，身心狀況持續惡化，最終被醫療專業診斷為重度失眠與憂鬱症，並曾因此住院治療，這已是明確而嚴重的職業傷害警訊。然而在司法體系內部，並未啟動有效的保護與修復機制。相反地，後續的行政處置與懲戒程序仍持續加大加碼推進。

多位長期關注此案的人權學者與專家指出，這正是制度性霸凌最典型的樣貌，包括公開羞辱、公然羅織打壓，創造敵意環境，讓人孤立無援；不只是一次性的衝突，更是長期的消耗與排除。

全面封殺的懲戒：被霸凌者的二度傷害

周靜妮法官最終遭到懲戒處分，被迫離開法院體系。更具爭議的是，相關處分的結果，不僅終止其法官職務，也回溯撤銷其任職司法官前既有的律師資格，實質切斷了她繼續從事法律專業工作的可能性。

對當事人而言，這意味著多年專業養成歸零、身分被剝奪、職業生涯被連根拔起。

法律界人士直言，這樣的結果，對一名已因憂鬱症重創身心的當事人而言，無異於全面封殺。制度不僅沒有接住她，反而將她徹底推出體系之外。

在案件發展與媒體傳播過程中，苗栗地院刻意聚焦於懲戒結果與制度權威，卻未能完整呈現長期壓力、疾病診斷與內部運作背景，使周靜妮法官被簡化為「出問題的法官」，而非一個在制度中逐步被消耗的專業者，特定媒體更向權力較大的司法體制一方傾斜，構成對當事人的第二次傷害。

不是一人的問題，而是一整套制度的盲點

回顧周靜妮案，真正令人不安的，不只是她個人的遭遇，而是這一切看起來都「合法」、「合程序」。程序在跑，制度在轉，但人卻在過程中被壓碎。

當一個法官因長期職場壓力而罹病，制度是否應先修復，而非急於評斷？當申訴與反映被視為「麻煩」，司法體系是否已喪失自我檢討的能力？當媒體只報導結果，不追問過程，社會又如何理解真相？

周靜妮案不是單一個案，而是一道關於人權、勞動、權力與責任的嚴肅考題。真正的司法改革，不只是修法、增編預算或調整流程，而是要檢討根本的問題：當審判者本身也需要被保護而求助無門時，這是一個維護人權與正義的制度嗎？

新任司法院秘書長高金枝傳出在高等法院院長任內涉霸凌法官案，引發社會高度關注。由臺灣人權智庫主辦的《憂鬱的司法──法官的行政支持與勞動條件問題》座談會於1月28日在立法院舉行，邀請法界多位退休法官及學者專家，從制度面以及實際案例，深入檢視法官的工作環境、行政支持與職場霸凌防治機制，呈現當下司法職場缺乏有效支持與救濟機制之狀況，多位學者並舉前苗栗地方法院法官周靜妮案為例，因身心職業傷害工作失常，遭到苗院針對性調查、羅織大量重案、一再移送追懲，並將其作危險預防通報，孤立霸凌，更因懲戒法院判決撤職而意圖連帶撤銷其任職司法官前既有之律師資格，全面封殺，人生完全停擺，讓她成了司法威權下的犧牲品，司法體系結構性警訊再度浮上檯面。

主辦單位指出，司法為社會正義的最後防線，而法官正是這道防線的核心。然而，法官工作負荷沉重、心理壓力長期累積，甚至傳出因身心狀況不堪負荷而離開審判工作甚至犧牲生命的案例，對國家而言，是制度缺失所造成難以估量的人才和資源損失。

我國《憲法》第81條對法官身分保障有明確規定，目的在於確保審判獨立與官箴。然而，在高度行政管理、考核與評鑑制度之下，現行制度是否真正達到「保障」，或反而成為組織性壓力來源，導致司法失信失靈，仍有待社會公開討論。

多位學者專家均出席與談，包括最高行政法院退休法官、前司法院職務法庭法官林文舟;前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法官兼庭長陳志祥 ；臺大法律學院退休教授、臺灣財經刑法研究學會理事長陳志龍；中正大學財經法律學系特聘教授、前總統府國家人權委員會諮詢委員黃俊杰 ; 真理大學法律學系教授兼主任、陪審團協會常務監事吳景欽；衛福部嘉南療養院前院長、輔大法律學系兼任助理教授吳文正；臺大國家發展研究所退休教授邱榮舉；前華人民主書院協會理事長、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兼任副教授曾建元；司法改革關懷互助協會理事長、律師李震華等。

座談會還以近年引發關注的個案如周靜妮案作為討論背景，具體檢視法官身心健康維護機制、職務監督與自律制度，以及法院內部職場霸凌防治措施的實際運作成效，作為未來司法改革的重要公共參考。

與新任司法院秘書長高金枝霸凌法官類似，周靜妮案也是院長霸凌基層法官的案例。她投身司法辛勞工作了二十多年，被霸凌時不但沒有申訴機會，最終更以「撤職、終身不得任律師」收場，如同對個人專業生涯的趕盡殺絕。這起震撼司法界的懲戒案，被視為「制度性失控的極端案例」。奉獻一生於司法的最高行政法院退休法官、前司法院職務法庭法官林文舟更是罕見首度發聲，呼籲懲戒法院應該停止審判聲請釋憲或是變更原審、考量是否刀下留人。

曾建元表示，周靜妮於法官任內，長期承受高度行政與職務壓力，歷經多年身心狀況惡化，最終罹患憂鬱症與重度失眠，並多次住院治療。當時相關制度與觀念不足，無法提供足夠的支持與修復機制，而院長陳雅玲得知她罹患憂鬱症時，更拒不採信、視而不見，試圖以種種霸凌手段孤立、逼退她，以展現汰除不適任法官的修羅鐵娘子作為。

林文舟評論該案，認為周靜妮案並非單一偶發事件，而是反映出法院內部對「異議者」、「承受壓力者」缺乏包容與支持的結構性問題。當申訴機制無法被信任、心理支持流於形式，最終承擔後果的，往往是個人，而非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媒體報導，著重於結果與標籤，卻未能完整呈現長期壓力、身心疾病與制度運作之間的關聯，導致當事人承受來自體制與輿論的雙重傷害。這樣的現象，也讓人反思：媒體是否在無意間成為制度暴力的放大器，司法機關與媒體的合作是否更形同制度暴力的共犯結構？

臺灣人權智庫希望將焦點從「獵巫式個案檢討」，拉回到制度層次的理性討論。問題不只是「某一位法官發生了什麼事」，而是如果今天是她，明天還會是誰？討論重點涵蓋法官身心健康維護與輔導機制的現況與不足；法官職務監督、自律與評鑑制度的檢視；法院職場霸凌問題與申訴救濟的實效性；司法專業化與民主化，亦即法官多元進用與國民參與司法審判與監督等。

主辦單位呼籲，當申訴無門、救濟失靈，司法還能自稱正義嗎？唯有正視法官作為勞動者的身心健康、建立真正可被信任的支持與救濟制度，司法才能避免在無聲中流失人才，也才能真正守住人民心中的最後一道正義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