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院院長高金枝霸凌法官事件燒不停，前苗栗地院法官周靜妮因長期高壓、身心失衡生病，卻慘遭苗栗地院霸凌、抹黑而遭嚴厲懲戒二度傷害，引起法界議論。由學者專家組成的台灣人權智庫認為周靜妮案不是單一個案，而是關於人權、勞動、權力與責任的嚴肅考題，也顯示台灣司法威權亟待改革。
周靜妮法官歷任檢察官、簡易庭、刑事、民事庭法官，最後服務於少年家庭事件審理體系。少家法庭的工作，與一般民刑事審判截然不同，它不只是裁決有罪或無罪，更牽涉到輔導、保護、教育與家庭功能的修復。這是一個高度消耗情緒與心理能量的審判場域。
熟悉少年司法的法律學者指出，周靜妮法官在審理少年案件時，傾向花費大量時間傾聽、理解個案背景，嘗試在法律框架內，為迷途少年保留重返社會的可能。這樣的審判風格，卻也逐漸讓她在高度量化、效率導向的審判行政體系眼中，顯得「不合時宜」。
周靜妮夫婿、學者曾建元表示，周靜妮法官在法院內部，長期面臨來自行政體系的壓力，包括業務量分配、審判節奏要求、內部溝通摩擦等問題。當她試圖表達困境、反映工作負荷與身心狀況時，並未得到實質的支持與調整。相反地，當時苗栗地院院長陳雅玲得知她罹患憂鬱症後，即將她貼上「問題人物」的標籤，試圖逼退她。
陳雅玲將多年以前已順利結案、持刀傷父的少年事件，重新檢視，放大瑕疵，將周靜妮醜化為惡法官。但當事人願意親自為周靜妮做證時，苗院竟然多次阻止證人作證，不讓關鍵事實曝光，並在事件爆發後，派員訪視當事人，形成當事人壓力，導致當事人為求生活平靜不受干擾，書面協議不再與聞本案。苗院在追懲周靜妮過程中，還不斷利用特定媒體不實爆料，造成未審先判， 白布染成黑。
事實上，少年案件的結果成功讓當事人返家復學，回到正軌，父母當時致函苗院胡文傑院長對周靜妮的努力表達感謝，後續少年也有多項轉變事實可佐證。至於程序瑕疵， 最高行政法院退休法官、前司法院職務法庭法官林文舟指出，本應透過指導、修正與內部教育改善，而非直接推導出「不適任」結論，否則制度本身即失去修復功能，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退休教授陳志龍也認為，縱周靜妮初次開庭言行思慮不周，從行為與目的及其間關聯性的可非難性來看，忽略行為自始不存在加害意圖、行為的目的在矯正勸善以及家庭關係的社會倫理價值判斷，強指掌摑違失行為有強制虐待或恐嚇故意而施加重懲，乃有認事用法上的重大錯誤。
從壓力到疾病：法官患職業病只能被拋棄?
曾建元表示，周靜妮在法官任內，身心狀況持續惡化，最終被醫療專業診斷為重度失眠與憂鬱症，並曾因此住院治療，這已是明確而嚴重的職業傷害警訊。然而在司法體系內部，並未啟動有效的保護與修復機制。相反地，後續的行政處置與懲戒程序仍持續加大加碼推進。
多位長期關注此案的人權學者與專家指出，這正是制度性霸凌最典型的樣貌，包括公開羞辱、公然羅織打壓，創造敵意環境，讓人孤立無援；不只是一次性的衝突，更是長期的消耗與排除。
全面封殺的懲戒：被霸凌者的二度傷害
周靜妮法官最終遭到懲戒處分，被迫離開法院體系。更具爭議的是，相關處分的結果，不僅終止其法官職務，也回溯撤銷其任職司法官前既有的律師資格，實質切斷了她繼續從事法律專業工作的可能性。
對當事人而言，這意味著多年專業養成歸零、身分被剝奪、職業生涯被連根拔起。
法律界人士直言，這樣的結果，對一名已因憂鬱症重創身心的當事人而言，無異於全面封殺。制度不僅沒有接住她，反而將她徹底推出體系之外。
在案件發展與媒體傳播過程中，苗栗地院刻意聚焦於懲戒結果與制度權威，卻未能完整呈現長期壓力、疾病診斷與內部運作背景，使周靜妮法官被簡化為「出問題的法官」，而非一個在制度中逐步被消耗的專業者，特定媒體更向權力較大的司法體制一方傾斜，構成對當事人的第二次傷害。
不是一人的問題，而是一整套制度的盲點
回顧周靜妮案，真正令人不安的，不只是她個人的遭遇，而是這一切看起來都「合法」、「合程序」。程序在跑，制度在轉，但人卻在過程中被壓碎。
當一個法官因長期職場壓力而罹病，制度是否應先修復，而非急於評斷？當申訴與反映被視為「麻煩」，司法體系是否已喪失自我檢討的能力？當媒體只報導結果，不追問過程，社會又如何理解真相？
周靜妮案不是單一個案，而是一道關於人權、勞動、權力與責任的嚴肅考題。真正的司法改革，不只是修法、增編預算或調整流程，而是要檢討根本的問題：當審判者本身也需要被保護而求助無門時，這是一個維護人權與正義的制度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