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新聞｜記者游宏琦／高雄報導
高齡、重症收容人增加 矯正機關第一線戒護人員面臨刑事政策與公共醫療雙重壓力
記者／游宏琦 專題報導
「監所戒護人力不足」多年來是矯正機關反覆被提出的老問題，但近年第一線更深刻感受到的壓力，已不只是收容人數與戒護員額失衡，而是外醫、住院、慢性病、重症照護與高齡收容人增加所形成的複合危機。
其中，收容人一旦外醫住院，監所就必須派員24小時戒護。這不只是「多派幾個人」的勤務問題，而是會直接牽動原本已經緊繃的戒護班表，影響監內崗哨、巡邏、舍房管理、夜間勤務與突發事件處理。
法務部與立法院相關資料顯示，111年至113年間，矯正機關戒護住院平均每年約0.7萬人次，醫療費用約3.9億元；監內門診、戒護外醫門診與戒護住院服務人次及費用，整體皆呈上升趨勢。這代表監所醫療壓力已不再是零星個案，而是矯正體系必須正面處理的結構性問題。
一人住院 整個監所勤務被迫重排
外醫住院之所以被基層形容為「人力黑洞」，關鍵在於它不是一次性勤務，而是連續性、不可中斷的戒護任務。
依實務需求，收容人戒護外醫通常需配置2至3名戒護人力；當外醫與住院人次增加，便會直接影響戒護勤務調配，也衍生安全風險。審計相關資料即指出，戒護外醫人次大幅成長，已對戒護工作與人力調配造成影響。
以一名收容人住院為例，若每班配置2名戒護人員，並需24小時輪班戒護，採12小時輪班時，一天至少需4個人班；若採8小時輪班，則可能達6個人班。若住院7天，至少消耗28個人班，若以8小時輪班計算，甚至可能達42個人班。
若同時有多名收容人住院，對中小型監所而言，幾乎等於原本班表被迫拆解重組。更重要的是，這還只是醫院端的戒護人力消耗，尚未計入監內原有崗哨、巡邏、舍房管理、門禁勤務、夜間勤務與突發事件處理所需人力。
基層人員指出，外醫住院勤務常發生在夜間、假日或急診時段，無法事先精準預排。當人力被抽往醫院，留守監所的同仁就必須承擔更多舍房管理、巡邏、門禁與戒護任務，甚至出現兼哨、加班、補休困難等連鎖效應。
對第一線而言，外醫住院不是單純的「醫療事件」，而是一場會回頭衝擊監所安全的勤務壓力測試。
醫療保障是法治底線 戒護責任卻沒有解除
依《監獄行刑法》規定，受刑人受傷或罹患疾病，有醫療急迫情形，或經醫師診治後認有必要時，監獄得戒送醫療機構或病監醫治；戒送醫療機構醫治期間，仍視為在監執行。
這代表收容人外醫住院期間，雖然人已在醫院，但法律上仍屬在監執行，監所對其安全、管理與生命照護責任並未解除。
若病情嚴重到監內、外醫或病監仍無法適當醫治，監獄也可報請監督機關參酌醫囑後核准保外醫治；緊急時，監獄可先准予保外醫治，再報請監督機關備查。保外醫治期間，則不算入刑期。
制度上雖有「戒護住院」與「保外醫治」兩條路徑，但實務上，保外醫治涉及醫療判斷、司法執行、社會觀感與輿論壓力。尤其遇到重大矚目案件、經濟犯罪、重大暴力或政治敏感案件時，機關往往面臨更高審慎要求。
也因此，部分個案即使病情沉重，仍可能以戒護住院方式處理。社會輿論對「不能輕易放人」的壓力，最後轉化為第一線戒護人員必須承擔的長時間醫院戒護勤務。
拒收制度存在 但難以擋下所有健康風險
《監獄行刑法》也規定，受刑人入監時應接受健康檢查；若有現罹疾病且因執行而不能保其生命，或衰老、身心障礙致不能於監獄自理生活等情形，應拒絕收監，並送交檢察官斟酌具保、責付、限制住居或其他適當處置。
然而，實務困難在於，許多健康問題並非入監當下即可完整判斷。有些收容人是入監後才發病，有些是慢性疾病逐步惡化，也有些是長期未穩定就醫，入監後才被制度性檢查發現。
基層常以半開玩笑、半無奈的方式形容：「監獄快變成長照中心兼重症療養院。」這句話雖帶著現場黑色幽默，卻反映矯正機關正在承接大量原本應由家庭、醫療、社政與長照系統共同處理的問題。
當收容人高齡化、慢性病化與重症化逐漸成為趨勢，矯正機關就不只是刑罰執行場所，也被迫成為公共醫療與社會安全網末端的承接場域。
戒護病房有幫助 但不能根本解決人力外派
目前各矯正機關多與鄰近醫療院所建立合作關係，部分醫院也有相對固定的戒護病房或戒護動線。這些安排對降低臨時協調成本確有幫助，也能讓外醫住院在安全管理上較有依循。
但基層指出，戒護病房主要改善的是「醫院端的空間與動線問題」，並不能根本解決「戒護人力必須外派」的核心困境。只要收容人仍住在一般醫院，監所就必須派員離開機關，到醫院進行24小時戒護。對原本就人力吃緊的監所而言，勤務壓力仍然存在。
換言之，戒護病房是必要配套，但不是根本解方。真正能減少戒護人力大量外流的制度設計，應是建立區域型監獄醫院或矯正醫療專責體系，讓高齡、重症、長期臥床、慢性病複雜個案及需住院照護的收容人，能在兼具醫療量能與戒護安全設計的專責場域接受治療。
《監獄行刑法》已有「醫療監獄」制度基礎，規定為維護受刑人在監獄內醫療品質，並提供住院或療養服務，監督機關得設置醫療監獄，必要時得於監獄附設之。面對外醫與住院需求增加，現有醫療量能是否足以支撐全國矯正機關的重症照護壓力，已值得重新檢視。
管理員不是看護 卻常被推到照護第一線
在醫院戒護現場，戒護人員最常面對的矛盾，是角色界線被迫模糊。
「我們是管理員，不是看護。」這是不少基層同仁的共同心聲。收容人住院期間，醫療照護由醫院負責，但若沒有家屬陪病，部分日常需求仍可能落到戒護人員面前，包括協助移動、如廁、聯繫醫護、觀察病況與防範自傷。
這使戒護人員同時被要求維持威信、防逃、防暴、防接應，又被迫處理近似看護的照料工作。角色一旦混雜，不僅增加心理壓力，也可能讓戒護界線變得更難拿捏。
部分基層也反映，少數收容人可能誇大病情、反覆要求外醫，甚至出現吞食異物、自傷等高風險行為。這類個案無論動機為何，只要醫療上仍有安全疑慮，監所通常不敢掉以輕心，仍須送醫檢查或留院觀察。
但從制度角度看，也不能簡化為「裝病」問題。因為一旦機關誤判，延誤真正疾病，就可能造成嚴重醫療與法律責任。這正是矯正醫療最困難之處：它必須同時辨識風險、保障人權、避免濫用，又不能讓第一線人力被無限消耗。
監所承接社會前端失靈後的健康債
矯正機關面對的醫療壓力，並非憑空出現。
不少收容人入監前已有毒品成癮、慢性病、精神疾患、肝腎功能問題、牙科疾病或長期生活失序等狀況。過去可能因貧窮、家庭失能、社會支持不足、醫療可近性不佳而沒有穩定就醫，直到進入監所後才被集中檢視。
監所因此成為社會安全網的末端承接者。當家庭、社政、衛政、醫療與長照系統沒有及早介入，最後就會在矯正機關內形成集中爆發。
從這個角度看，外醫住院不是單純的「監所勤務問題」，而是公共衛生與刑事政策交會後產生的結構性風險。
改革不能只靠補人 更要重建矯正醫療架構
要解決外醫住院吞噬戒護人力的困境，單靠要求基層「再撐一下」已無法回應現實。
首先，法務部應針對高齡、重症、長期臥床、精神疾病與高醫療需求收容人，建立更精準的刑罰執行與處遇評估機制。對於符合條件者，保外醫治、科技監控、社區處遇、醫療安置或其他替代處遇，應有更清楚且能承受社會檢驗的制度設計。
其次，應重新檢視醫療監獄與區域型矯正醫療體系的配置。現行各機關與醫院合作、設置戒護病房，雖有助於外醫安全管理，但不能根本降低戒護人力外派。若能建立區域型監獄醫院，將高醫療需求收容人集中於具備醫療與戒護雙重設計的專責場域，才能真正降低一般監所因住院個案而勤務崩盤的風險。
第三，衛福部與公立醫療體系應將矯正醫療納入國家公共衛生規劃。矯正醫療不能只被視為法務部內部事務，而應是國家醫療體系、人權保障與社會安全治理的一環。
第四，應強化監內醫療、遠距醫療與慢性病管理。對慢性病追蹤、精神科評估、穩定用藥與一般專科諮詢，可透過監內門診與遠距醫療降低不必要外醫。但急症、手術、重大檢查與複雜疾病，仍必須維持外醫與住院通道。
第五，外醫住院的人力成本應正式被統計。包括住院人次、住院天數、夜間急診次數、戒護人班消耗、警力支援次數、加班與補休影響等，都應成為政策決策依據，而不是由各監所自行消化。
把安全與醫療接起來 才堵得住人力黑洞
監所戒護人力不足，是長期存在的結構性硬傷；而外醫住院，正是把這道傷口撕開最深的一把刀。
這個問題不能被簡化為「收容人太會看病」，也不能被簡化為「基層人力不足」。它真正揭露的是：台灣矯正體系正在承受刑事政策、醫療人權、公共衛生、長照缺口與社會安全網斷裂後的總成本。
收容人應有醫療權，這是文明法治國家的底線；戒護人員也應有合理工作條件，這是國家治理不能忽視的底線。
唯有法務部、衛福部、地方醫療、社政與警政體系共同建立「安全與醫療並行」的制度，讓必要外醫不延誤、戒護人力不崩盤、重症收容人有適當處遇，台灣矯正機關才可能真正走出「住院戒護吞噬人力」的困局。
此篇文章最開始出處為: 受刑人外醫住院形成戒護人力黑洞 監所醫療危機浮上檯面
疾管署呼籲，預防日本腦炎最有效的方法為接種日本腦炎疫苗，我國幼兒常規接種時程為出生滿15個月接種第1劑，間隔12個月接種第2劑，提醒民眾應按時帶家中適齡幼兒至各地衛生所或合約院所接種日本腦炎疫苗，以避免因感染衍生嚴重後遺症。此外，住家或活動地鄰近豬舍、水稻田等高風險環境的民眾應落實防蚊措施，如自覺有感染風險的成人，可前往旅遊醫學門診評估自費接種日本腦炎疫苗。相關資訊可至疾管署網站(https://www.cdc.gov.tw)或撥打免付費防疫專線1922(或0800-001922)洽詢。（圖／嘉義縣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