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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爾達會議是二戰列強會議中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國際會議。遠在1943年底之開羅會議中，史達林(Joseph Stalin)即曾向羅斯福表示，列強應該舉行一次會議，以梳理二戰將結束後之各項重大問題。羅斯福原來贊成，後卻又推遲。1944年史又透過美國駐蘇聯大使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向羅表達此意，終獲羅首肯，邀請邱吉爾 (Lord Winston L. S. Churchill)與史達林參加。
會議討論之重大議題為戰後德國行政區域劃分，東歐國家如波蘭等國版圖問題，蘇軍進擊日軍問題，以及組建聯合國等世界新秩序問題。 在這四項問題中，最為識者嚴批的是有關蘇聯向日軍宣戰之部分。由於羅斯福特別重視蘇軍參與遠東作戰，及戰後籌建聯合國，以雕塑世界新秩序課題。故不惜背著戰時中華民國政府，將中國東北交給蘇聯管制，又允諾蘇聯扶植外蒙古為其共產國際附庸國，成為近代史上最黑暗及神秘之條約。此約欺騙(rampart distrust)了與美國互稱盟友的中國，實為一大諷刺。也成為當今最為人「抨擊之條約」(assailable point in the entire Yalta record)。
羅斯福之所以如此迫切需要蘇軍加入遠東戰事，是希望早日結束二戰，以免美軍過度傷亡。羅甘願出賣中國以取悅於史，卻不會對歐洲國家如此，世人亦知這是犧牲中國(二戰時號稱四強或五強之一)，來滿足史達林之需索。由於邱吉爾並未參與有關遠東戰事之密會，故邱為刷清罪過，聲言他「play no part(Far Eastern) in our formal discussions at Yalta.」。對於為何此部分密約必須必須背著世人，欺騙中國？時任助理國務卿之艾奇遜(Dean Acheson)這樣回答：「是為了保持軍事機密」(reasons of military security)。然而就蘇聯立場而言，是走在勝利大道上。 此密約對中國之傷害已鑄成。蔣委員長一直被蒙在鼓裡。
羅斯福的人生大夢之一就是籌設聯合國(United Nations)，由於美國在一戰後未能有效統合國內意見，而痛失參加「國聯」(League of Nations)的機會，羅乃思於二戰後設立聯合國，作為美國號令全球之平台，他的美夢是在未來必須有「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而美國將是這體系中的司令官。
第二件大事就是如何儘快結束遠東戰事。因為在太平洋島嶼爭奪戰爭中，美軍死傷眾多。要快速結束戰事，蘇軍需參戰。1945年4月13日魏道明大使奉蔣委員長之命訪問參謀首長聯席會主席李海上將(Adm. William D. Leahy)，李告知魏：「羅一心只要蘇聯對日宣戰，這是羅心中第一大事」。李說日軍不是那麼善戰，李的意見與其他陸軍將領看法相左。 美陸軍部就有報告認為如無蘇軍參戰，歐戰結束後還要半年以上時間打日本，而美軍死傷可能會高達五十萬以上。麥帥也有同樣說法。認為儘早班師回朝，則子弟兵得早日返回家園。只要史答應向日開戰，條件好商量。羅僅期盼蘇聯早日發兵，採取「綏靖主義」，以致遭蘇聯利用。
如此病痛身體能在會中撐下去嗎？事實是他是真的病了，病得很重。1944年秋季，他的主治醫生，海軍軍醫院貝瑞因醫師(Dr. Howard G. Breen) 即向家屬表示醫生們無能為力了，因為羅的重病太多了。除了1921年就公開宣佈的小兒麻痺外，之後陸續得了下述疾病：廔管、支氣管炎、高血壓、心臟擴大、左心室運作不良、胃病、失眠、頭痛等。長女安娜(Anna Roosevelt Boetingh)即稱其父於1945年就職後，身體很明顥地一天天衰弱下去。他的血壓曾一度高到186-260，這種身體何堪長途旅行。邱之醫生莫蘭勛爵(Sir Moreland)在雅爾達見到羅即斷言，羅僅有數月壽命，因為他已出現腦血管硬化現象，後果因中風而亡。事實上，他自投身政治以來，身體日形消瘦，體質變弱，可謂捨身從政之經典案例。他在1945年1月20日就職後，即對長子交代後事，足證他已確知自己之時日不多。仍要萬里赴歐，也就是因為他將終結二戰，建立聯合國二目標，列為一生最大心願。
影響世界的八天：雅爾達會議
羅斯福曾在1944年國情咨文(the State of Union)中這樣說：「過往在國際上缺少心靈之結合(meeting of mind)，所以就『得不到真和平』(The result was a peace was not a peace)」。意指他未來將與世界各國營建聯合國，可見他對此事相當重視。
邱、羅二人爭相表示對史好感，邱與羅之間反而像似各懷鬼胎。這是因為英國是一個傳統海外殖民大國，邱認為劃分勢力範圍，旨在建立世界秩序，而保衛海外殖民地是英國最重要國策。這就是為什麼當駐華大使赫爾利於1945年3月飛赴倫敦，與邱吉爾商議如何降低一些對華不利的部分，當提到香港問題時，邱斷然說要放棄香港，必先「over my dead body.」。這種想法與羅是不相同的，一個是老派殖民主義者，一個是新派霸權主義者，羅與邱有友誼，然而也有矛盾。邱在會議中基本言論，充分顯出他對「現實主義之堅持」(Churchill consistent realism served the base for the Yalta)。
根據密約，蘇軍於1945年8月8日對日宣戰，並進軍中國東北，六天後日本因兩顆原子彈而投降，蘇軍因此陣亡8219人，戰時中國則死傷3400萬人，而遠東戰爭果實却因祕約而由蘇共取得，不公平的秘密協約出賣盟國，以致亞洲局勢生變。羅主導之神秘會議從頭至尾欺騙了中國。歷史學家蔣廷黻大使對這一密約有這樣的說法，「此法鑄成十分悲慘大錯，如無此約，則無南北分裂，中國亦無內戰。就歷史以觀(in a moment of History)，這是一場悲劇」。
羅斯福犯了致命錯誤
羅在會議期間犯了一些致命錯誤，羅最大的錯誤是無知、自信與幻想。羅在雅爾達會議之表現完全「背離美國道德外交原則」(departure from US moralistic base)。首項大錯是羅未真正地認識蘇共，例如他忽略了蘇聯情報頭子貝利亞(Beria)與會將造成之傷害，貝在英美團隊到達之前，已然在所有地區均置有竊聽器，他每日將剪接一小時半之錄音翻譯後呈與史，並印製成冊與其他蘇團隊人員，結果如何不言而諭。
第二個大錯是將會議分為二部分，邱曾對羅有怨言，認為羅對波蘭一事處理上相當「血腥」(bloody thing)。由於邱未被羅邀請參加有關遠東戰爭之會議，心中不爽。最後還被迫簽同意書，遂在其回憶錄中記載「美國已引起如許多糾紛，責任在美，對英國而言，這些問題既次要又遙遠」。 邱吉爾在第二部分會議中缺席，三國會議少一角，能算是成功會議嗎？然而邱在最後一日仍被迫簽字。其實會議尚未開始，就看出羅排邱之意，因為邱曾要求羅先來塲會前會，遭羅拒絕，這就顯出羅並未對邱誠實，而是利用邱完成與史之密約簽訂。羅在雅爾達會議中表現不佳，英國外相艾登(Anthony Eden)直言：「沒有必要付這麼高的代價(意指犧牲中國)，以取悅蘇聯」(no need to pay so high price to Stalin)。是一場標準的權力政治( Realpolitik)。
第三個錯誤是美代表團中以馬歇爾之陸軍部人員及以艾奇遜為首之國務院人員，均對蘇共有好感，多少影響了羅之親蘇政策，第四個大錯是欺騙戰時中國不當手段，密約簽於1945年2月11日，不久駐華大使赫爾利(Patrick Hurley)聞及此事，急於2月返回華府赴國務院詢問詳情，卻遭否認有此密約；赫乃赴白宮晉見總統，但羅也一口否認。赫雖有滿腹諫言，但見羅面如枯槁，油盡燈枯，已行將就木(a very lose bag of bones, skin on the face seemed to be pasted down on his cheek bones)，不忍再與爭執便轉身離開；3月時再往見羅，羅才承認確有此約。
華府直到6月14日才正式通知駐華大使赫爾利，蔣之參謀長魏德邁將軍(Gen. Albert C. Wedemeyer)與時任美國駐華公使羅伯遜(Walter Robertson)等人正式晉見蔣委員長報告；委員長聽完只說：「我感到非常失望。 翻翻近代史，不可能找到另一個相似之出賣盟友主權之實例。是美國之恥辱，是羅斯福之污點，隨著時日增長，瞭解真相者日多，對羅之陰暗面，有了一個新看法。因為羅騙了近臣國務卿史特蒂尼爾斯，盟友蔣委員長，駐華大使，其原因只是為了討好史達林。
最嚴重的是羅斯福完全違背了他一手製作之「大西洋憲章」(Atlantic Charter)，此約於1941年8月14日簽於加拿大紐芬蘭貝麗心灣(Placentia Bay, Newfoundland)，英美領袖所簽之協約有八個要點，均為保障各國自由、民主、主權所設，並成為1942年元旦「聯合國宣言」(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之一部分。其中第二條(Article II)這樣寫著「任何主權更迭，均須得到當事國之同意」(territorial changes on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wishing of the inhabitants)。再明顯不過的是，雅爾達密約背棄羅、邱二人信誓旦旦簽訂之「大西洋憲章」，對此二人是諷刺，對弱國卻是災難。
從羅斯福的這些言與行的記載中，可知羅予人以自由主義者的形象，昂然立於寰宇中，然而從他真實施政中，應該發現他頂多是個「抽象式自由主義」(abstractionist liberalism)，事實上他是一個「實用現實派」(pragmatist realist)。他可以同時走在「美國利益」及「美國價值」兩條大路上，還不發生車禍，這就是羅斯福，一個具有自我矛盾性格(ambivalence)之政治人物。羅騙人之術確是道地，蔣也曾對其有所懷疑(Chiang had suspic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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