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崑義

美國總統川普2月16日在「空軍一號」上被問到，是否可能加碼對台軍售時表示，他正在跟習近平討論對台軍售的事，兩人之前談得很愉快，「我們很快就會做決定」。他隨後補充道：「我們與習主席的關係非常好。」川普這項談話，不僅為美中台關係再次捲起千堆雪，也因為預示美國對台「六項保證」可能鬆動，在台灣內部又掀起「棄台論」、「疑美論」和「疑川論」的疑慮。

去年12月美國公布111億美元對台軍售案，立即引發北京的憤怒，2月4日川習通話時，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即敦促美方，在對台軍售問題上應該「保持謹慎」。由於習近平的施壓，川普希望避免在4月初訪中前激怒北京，於是才有2月16日表示已經和習近平討論對台軍售的談話。

川普的談話，並未說明是針對111億美元對台軍售個案，還是以後對台軍售案都要跟中國討論。雖然如此，但是只要一打開軍售討論的潘朵拉盒子，有了先例以後，未來美國對台軍售的主動權，都可能掌握在中國的手中，這就被認為川普已經違背1982年雷根政府所建立的對台「六項保證」。

這「六項保證」，包括美國未同意設定終止對台軍售的期限、未同意就軍售議題向中國徵詢意見、不在台北與北京間扮演調解角色、未同意修訂《台灣關係法》、未改變對台灣主權的立場，以及不會施壓台灣與中國談判。其中，「不與中國事前協商對台軍售」事項，被視為是最具指標性的承諾之一。

如今，川普為了會見習近平，主動觸及「不與中國事前協商對台軍售」這項最敏感的議題，這是否意味著川普可能出現「棄台論」的先例，這恐怕在台美之間還有一段爭論的時間。

川普的談話會立即產生「棄台論」的聯想，除了是川普商人性格，被認為沒有什麼不可交易的事物之外，也可能是他認為當前美國保護台灣的代價太大，所以與其不斷出售武器給台灣，最後換得可能把美軍捲入台海戰事，這種不划算的交易，不如主動與北京討論美國對台軍售事務，也許還可以從算盤中算出對美最有利的談判利益。

那麼川普若真的要跟北京討價還價對台軍售議題，他又可能有何思路可談，也許最簡單的談法，就是回到1990年代的「中程協議」要件。這是由當時美國白宮國家安全會議亞太事務主管李侃如以學者身分提出，主要內容是：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台灣明示自己為中國一部分，不宣布獨立，大陸則承諾不以武力攻打台灣，兩岸在政治談判前達成一個為期50年的過渡性「中程和平協議方案」，台灣可以保持軍隊，購買非自衛性武器，可以各種身分參與國際活動。簡要的說，就是「台灣不獨、中國不武」。

「中程協議」並沒有被當時的兩岸主政者所考慮，畢竟，當時兩岸不管在制度上、經濟發展上還有相當大的差異，台灣方面甚至還存有「漢賊不兩立」思維遺緒，所以，雖然1990年代美國的國力還能維持「一超多強」的局面，但是兩岸的分歧太大，加上民進黨台獨思想已經在台灣內部竄起，美國想從中扮演「調人」也難，因此，美國只能繼續信守「六項保證」中，美國不做兩岸調人的承諾。

如今，此一時彼一時，大陸近年來國防、經濟的崛起，大陸不僅獨力可以處理台灣問題，在經濟領域，也逐漸超越台灣的發展，尤其是在兩岸軍力長期嚴重失衡下，美國想要保護台灣的成本越來越高。於是，在台灣可以貢獻給美國的台積電都已經被轉移到美國本土以後，川普信守防衛台灣的信念恐怕只會越來越低，所以川普只要搬出「中程協議」重新討論，也許就可以解決美國要不要防衛台灣的問題。

那麼新的「中程協議」又可能怎麼改呢？就在「台灣不獨、中國不武」之後，再加上「美國對台軍售先與中國協商」要件，也許就可以符合川普國防帳上的成本，這個條件應該是北京最能接受的要件。

事實上，北京方面一直不急於統一台灣，只要台灣賴清德總統不要天天喊著要台獨，喊著要加強國防、要備戰，大陸其實是等得起兩岸分治的時間。這些年來，大陸對台一直採取融合政策，就是顯示大陸有耐心，且不急於統一，反而是民進黨為了選票利益，不斷操作抗中保台，才讓北京對於台獨越來越焦慮。所以，如果川習會能談成「台灣不獨、中國不武」，再加上一個「美國對台軍售先與中國協商」要件，這樣一項新的「中程協議」，這應該是符合北京的利益，大陸必然樂於接受。

問題是，美中若談成新的「中程協議」，最無法接受的恐怕還是民進黨。因為沒有獨立的旗幟，民進黨就認為他們會失去存在台灣社會的原初價值。所以，春節期間民進黨政府最多的宣傳，還是希望台灣社會不要繼續出現「棄台論」、「疑美論」和「疑川論」的疑慮，期盼台灣人民還是要相信美國政府，相信川普本人，任何懷疑美國的輿論，都可能被視為「中共同路人」。

只是，民進黨把整個台灣的安全與經濟利益都綑綁在美國身上以後，卻換得川普要和習近平可能討論對台軍售的談話，民進黨政府是否該懷疑川普才是真正的「中共同路人」呢？

（作者王崑義為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理事長、教授)

文/羅慶生

對台灣貿易業者來說，今年這個年過得是驚心動魄。2月12日春節假期前夕，台灣突然與美國簽署《台美對等貿易協定》（ART），影響到所有進出口產業。此時股市已封關，市場無從反應。2月20日假期結束前，美國最高法院卻做出歷史性判決，認定美國總統川普去年4月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所實施的全球性關稅無效。局面逆轉。星期一股市開紅盤，是否真的紅通通，各方拭目以待。

因為這戲劇性的發展使ART變得妾身未明甚至有些可笑。ART是台灣在川普總統依據IEEPA升高台灣商品關稅至32％，才不得不與美國談判的結果。現在「川普關稅」被判無效，等於指著台灣腦袋的那支槍被移開。槍口下被迫簽署的協定，意義將被質疑。而之前部分媒體與網路帶風向，頻頻宣稱與美談判告捷、ART類似「自由貿易協定」、台美關係「實質性突破」等敘事，也就變得可笑了。

被打臉的川普隨即表示，將改採「1974年貿易法」徵收10％的臨時關稅。並指出已簽署的協定有些還算數，有些不會。這表示整個國際貿易形勢陷入混亂，美國與各國的談判或將重新來過，未來發展如何必須密切觀察。不過就目前來說，如果ART生效，台灣輸美商品將被徵15％關稅，未生效卻只要10％。短期內立法院實在沒有通過ART的理由，長期則要看形勢變化。

台灣面對這新的「不確定性」，最好的應對策略就是靜觀其變，以待形勢明朗，不宜急著表態或試圖討好白宮。不要忘記，無論川普現在多強勢，他的總統任期已不到3年。任何效期超過3年的對美協定或承諾都要審慎評估；例如ART規定，台灣的國防預算要占GDP的3％。現任政府不能為了3年的安穩而出賣台灣的未來。

因此，行政院發言人李慧芝表示政府將持續關注美方措施、審慎評估後續應處作為，包括是否將「對等貿易協定」送交立法院審議等；是正確的。這也是賴政府執政以來，從推動「大罷免」，與立法院對抗，以及應處美方對台灣種種要求，包括軍購、關稅、台積電遷美…等等舉措上，表現較為專業的一次。相較其他充滿意識形態、帶風向，如同2021年美國電影《千萬別抬頭》（Don’t Look Up）一樣違反常識與常理的敘事，算是正常施政。

這樣說並不冤枉。從政治的角度，美國最高法院做出這歷史性判決，對台灣有高度的啟示意義。美國大法官以6票對3票，裁決川普總統無權徵收關稅的理由，是國會沒有授權。首席大法官羅伯茲（John G. Roberts Jr.）即指出：如果國會打算賦予徵收關稅這種獨特且重大的權力，必然會明確寫明。這表示美國總統權力除《憲法》所明文賦予外，來自國會授權。國會未授權，任何權力主張都是越權或擴權。雖然各國《憲法》規定不同，但行政權執行國會通過的法律是民主政治的常理。然而行政院卻宣稱，不副署即可以不用執行立法院通過法律。就是賴政府違反常理，自行擴權的敘事。

不僅如此，賴總統在ART簽署後宣布要成立「國家經濟戰略指導小組」，擔任召集人，親自督軍台灣的經濟建設。然而《憲法》規定的總統權力只有國防與外交。立法院沒有授權，賴總統卻想插手經濟，同樣是自行擴權。如果真那麼做，朝野將有得吵。

台灣的問題，出在大法官。這是美國這歷史性判決給台灣最大的啟示。大法官是國家法治的最後守門人。美國大法官成功扮演了這關鍵性角色。這屆大法官中保守派其實占多數，否決「川普關稅」的6位大法官中有兩位還是由川普所任命。然而他們尊重專業與職責投票，並沒有受此影響。川普因此痛批他們「不忠」、「令家族蒙羞」。相對台灣的大法官，則似乎成為賴政府擴權的保護傘。大法官應忠於國家與憲法，不是提名他們的政黨或意識形態。大法官的失職，是台灣政爭的根源。

從這角度，「川普關稅」被否決其實給台灣政局解套的機會。ART是半套、不對等的「自由貿易協定」，台灣對美國開放市場，取消所有關稅與非關稅障礙，但美國並非相對如此，而是對台灣商品徵15％關稅。被稱為「不平等條約」並非苛論，而是事實。

更難忍受的是台灣作為訂約方，居然連「台澎金馬關稅領域」的名稱都拿不到，而是「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主要條文都是「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透過其指定代表」，也就是行政院，應如何如何，或不應如何如何的規定，如同台灣對美國的賣身契。無論賴政府現在如何洗白，未來歷史審判，恐難逃「喪權辱國」的評價。

然而台灣被32％的「川普關稅」頂住要害，似乎不簽又不行。立法院職責所在，又不能不嚴審。可預期朝野爭議與撕裂必然加劇。現在「川普關稅」被判無效，台灣正可解套。美國大法官否決「川普關稅」，是否定非法擴權。國會是立法機關，不能藐視的。建議大法官、行政院，都要重新檢討去年對立法院法案的種種操作。也建議總統府，「國家經濟戰略指導小組」真的不是好主意，不要再想了。深受民主洗禮的台灣人知道政治需要制衡，不會想要一個只想擴權，卻不想負責，也不願接受質詢的總統。

（作者羅慶生為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執行長)

文/蔡鎤銘

2026年2月20日，美國最高法院以6比3裁定，川普（Donald Trump）不得依1977年《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單方面對全球商品課徵全面性關稅。這項判決不僅終止了一場可能衝擊全球供應鏈的政策風暴，更在保護主義再起的時代背景下，重新劃定行政權與國會權限的邊界。其意義不只在於關稅本身，而在於憲政體制是否仍能在政治高壓下維持分權原則，並在關鍵時刻為動盪的全球經貿體系踩下剎車。

這場憲政爭議的核心在於，總統能否以「國家緊急狀態」為由，將原本設計用於經濟制裁的權力，無限擴張為普遍性的課稅權。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約翰．羅勃茲（John Roberts）在多數意見書中明確指出，憲法第一條賦予國會徵稅與管理對外貿易的專屬權力，行政部門雖具執行法律之責，但不得在缺乏明確法律依據下自行創設課稅權限。大法官尼爾．葛薩奇（Neil Gorsuch）更強調，若允許行政權以寬泛解釋取代立法授權，三權分立將流於形式，重大經濟政策必須取得國會具體授權。

這項判決確立了涉及重大經濟影響的政策必須回歸代議政治程序的法理基礎。過去幾年間，行政部門頻繁將國會授予的緊急權力視為「空白支票」，試圖透過擴張解釋來規避立法的監督。司法體系此次展現了對「重大問題原則」的堅持，亦即任何涉及改變國家經濟結構或對全球市場產生劇烈衝擊的權力轉移，都必須有國會明確且具體的法律依據。這項裁決有效地遏止了行政權力過度擴張的風險，確保了財政大權重回立法機關手中。

此外，該裁決也強調了程序正義在貿易決策中的重要性。對於包含中國大陸在內的全球貿易夥伴而言，這項定調顯示美國的貿易政策將重新回到透明的立法與公共討論程序中，而非在封閉的白宮辦公室內拍板定案。雖然大陸與美國之間的經貿磨擦仍將持續，但制度的規範減少了政策的隨意性，這對於維持市場的長期可預測性至關重要，也顯示了美國憲政體系中自我修正的韌性。

在裁決公布前，市場普遍擔憂白宮可能推動全面20％關稅，並針對中國大陸商品課徵高達60％的懲罰性關稅。這種構想一旦落實，將引發全球性的報復循環，導致供應鏈面臨斷裂。然而，司法裁決迫使川普轉向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宣布對全球進口商品課徵為期150天的臨時關稅。這一連串調整形成明確時間軸：從可能長期化、無明確上限的20％構想，到短期10％方案，再到15％法定極限。

由於台灣出口商面臨的風險從原本「無上限的破壞性衝擊」轉變為「法律框架內的受控壓力」，企業得以有更清晰的財務預算與因應時間，有效地抑制了因市場恐慌而產生的價格外溢效應。這不僅穩定了台灣廠商的經營預期，讓企業能在明確的法律框架下調整全球布局，更進一步對全球通膨情勢的控制提供了正面助力。這種從制度外擴張轉為受監督約束的轉變，對於長期深耕美國市場的台灣企業而言，提供了珍貴的法理保障與喘息空間。

對於高度依賴對美出口的台灣而言，這項最終定格在15％的關稅方案具有高度複雜的雙面影響。在負面衝擊方面，台灣的資通訊、電子零組件及機械產業將面臨直接的成本挑戰。由於台灣與美國在資通訊產業具有高度的供應鏈整合，15％的稅負增加將壓縮出口利潤，甚至迫使部分毛利較低的零組件代工廠加速產線調整。這種成本推升效應若無法被市場完全吸收，可能導致台灣相關企業在2026年的獲利成長放緩，增加企業營運的財務負擔。

然而，台灣在這次關稅洗牌中亦存在潛在的競爭優勢。由於中國大陸產品仍可能面臨更高額度或更具排他性的限制，台灣產品在美國市場的「替代效應」將更為顯著。相較於大陸廠商隨時可能被排除在市場之外的極端風險，台灣出口商在法治保障下的穩定性，反而成為吸引美國買家的優勢。此外，這項裁決確保了美國不會採取全面摧毀性的關稅政策，這對於維持台灣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核心地位至關重要，讓台灣能在法治框架內展現出更強大的生命力。

值得高度讚譽的是，參與此次裁決的多位保守派大法官，包括尼爾．葛薩奇與艾米．康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儘管當年皆由川普提名，卻在面對捍衛憲法尊嚴時展現了卓越的獨立性。這種「忠於法律而非忠於提名者」的精神，正是司法獨立的最高體現。當司法體系能夠在政治高壓下，對曾經提名自己的領導人說不，並成功劃定行政權的邊界，便展現了美國民主制度中最強大的自我修正能力，這也是穩定國際資本信心的法理根基。

這種對司法獨立的堅持，與台灣大法官的表現形成了鮮明且令人深思的對比。台灣社會近年來對於司法是否淪為行政權附庸的討論未曾間斷，特別是當大法官的解釋結果往往與執政者意志高度契合時，便難免引發社會對司法公正性的質疑。

美國大法官敢於挑戰掌握實權且對自己有提拔之恩的領導人，顯示了司法可以成為對抗專斷權力的最後一道防線。對於大陸等權力高度集中的體制而言，獨立司法的制衡能力或許難以想像，但對於同樣追求民主與法治的台灣而言，這是一堂深刻的憲政課，提醒我們司法公信力必須建立在超越政黨利益的法理之上。

2026年這場由美國最高法院定調的關稅之爭，最終以法治的勝利告終。15％的關稅雖然仍是經貿上的負擔，但其被限制在法律框架與明確期限之內，防止了行政權力滑向專斷。從20％的狂想回歸到15％的法律極限，這段歷程顯示了獨立司法如何發揮「煞車閥」的功能，讓原本可能失控的貿易報復循環納入可控的軌道。

這場判決提醒台灣的司法界，司法獨立不應僅是憲法教科書上的抽象概念，而必須是在面對行政強權與政治壓力時，敢於劃清紅線的實踐勇氣。當大法官能夠超越黨派色彩，甚至對提名自己的權力者說不，才能在社會撕裂的浪潮中，重建人民對制度的信任。

在全球秩序重組的動盪時刻，真正能守護台灣繁榮的力量，並非單一強人的意志，而是那套能讓權力在法律面前保持謙卑的憲政體制。唯有如此，通膨壓力才能在規則中緩解，台灣的產業成長也才能在法治的蔭庇下，繼續在世界舞台上站穩腳步。

（作者蔡鎤銘為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