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譚傳毅

台灣政府把海鯤艦定位為海軍發展「不對稱戰力」的重要裝備，若遭解放軍攻擊，可用於阻截敵方，避免台灣周邊海域被封鎖。

海鯤號是一艘系統整合成功的案例、或是印度式「萬國牌」的瞎整？對於任何一個稍懂行業內的人而言，海鯤號絕非精品，建造期間即引發許多質疑；任何力挺海鯤號的人，卻提不出一個令人信服的數據。這是台灣的不幸與悲哀。

系統整合是一件非常困難的工程，先決條件必須本身具備完整的軍工能力，否則造出來的就是一齣悲劇，海鯤號就是如此。政治正確必然帶來軍事失敗！看看印度軍工就知道了。

悲催的台灣「阿三」系統整合能力

印度軍工最大的問題，就是系統整合能力。這些問題並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織、層層嵌套的系統性困境。現代版的台灣「阿三」也是如此。

印製武器最大的特色就是「萬國牌」，這種「拿來主義」的致命困境，就是「萬國牌」拼裝而成的武器系統相容性，多國裝備部件的「拼裝」模式，導致次級系統之間的整合與協同出現大問題。

第一，介面與協議不統一。例如光輝戰機整合美國發動機、以色列雷達、俄羅斯飛彈，因介面標準各異，系統協同延遲高達17秒。在五七空戰中，法制陣風、俄制蘇-30與以制雷達數據鏈互不相容，飛行員被迫使用民用頻段呼救，怎麼打得過延遲僅幾毫秒的中國系統？

力挺海鯤號的人首先要提出，其作戰系統（據聞由中科院與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共同研發）與聲納、魚雷、通信系統等之間的聯通是否沒有延遲？如何解決聯通延遲的情形？

第二，保修體系斷裂。不同國家的裝備與零部件需要獨立的維護、訓練和後勤體系，必然導致戰時指揮體系混亂、保障成本飆升。力挺海鯤號的人其次要提出，日後如何保障海鯤號的後勤與維修系統？

第三，印度軍工缺乏核心技術自主性，導致嚴重依賴外國供應鏈。例如光輝戰機發動機（美國）、雷達（以色列）、飛彈（俄/美）全部外購。阿瓊坦克發動機（德國MTU）、傳動系統（德國倫克）、火控（以色列）同樣依賴進口，直接導致光輝生產線停滯。力挺海鯤號的人要提出如何建構可持續性的外購方案？

第四，印度軍工基礎薄弱與製造能力不足，無法支撐高端裝備的研發與生產。例如阿瓊坦克因焊接工藝不合格，導致裝甲焊接缺陷頻發。力挺海鯤號的人要提出，海鯤號在組裝過程中不會發生任何（例如管道焊接）不良的情形？

這些問題共同指向一個核心矛盾：在缺乏完整工業體系和技術生態的條件下，以採購與組裝企圖跨越高技術裝備的門檻。台灣和印度兩個「阿三」的情形完全一樣，未能在採購之前就完成系統定義，而是事後補救。

虛弱的的材料、生產工藝、品質控制等基礎能力，無法進行系統整合，再加上非常不嚴謹的工程師文化，根本擋不住政治干擾的「趕工期」，更別說建立完整的全產業鏈自主。僅靠資金和市場，換不來真正的系統整合能力。

台灣阿三製造：必屬劣品

台灣建造潛艦之所以榮獲「阿三」封號，因為海軍徹底搞砸了系統整合，而所有力挺海鯤號的人從未提出系統整合的問題，只是強行拼裝裝備。

「萬國牌」系統相容性導致無法彌合的災難，導致整合式載台管理系統（IPMS）長期無法聯通武器與感應系統，指揮體系能不斷裂嗎？海鯤號的「磚家們」認為，把所有裝備買回來就會自動變成一艘船，在採購之完全沒有規劃系統整合方案。

先期採購人員掌握了不同國家不同裝備的圖紙了嗎？掌握了不同裝備的原始碼了嗎？掌握了不同介面與協議的標準了嗎？海鯤號的「磚家們」，Look at my eyes！

不只是系統整合的問題，連裝備都有問題，例如：第一，動力系統缺陷與噪音失控。由於先期作業人員未能獲得專用潛艦主機，被迫採用6台民用柴油機並聯，這種非常規設計導致並聯時電壓不穩、零部件燒毀、超高的噪音。

力挺海鯤號的人從未以具體數據指出，在滿負荷運轉時，這6台民用發動機的噪音達到多少分貝？低速與巡航時的噪音？6台發動機與艦體之間是否有減震設施？

第二，由於商用發動機缺乏減震降噪設計，再加上未敷設消音瓦，按理講，其水下噪音可高達110到125分貝，潛艦所獨具的隱蔽性核心價值完全喪失，未來還怎麼反共呢？力挺海鯤號的人從未就噪音部分提出任何說明。就算是機密資料，難道不能以概述方式解釋，例如略高於或低於美海軍…？

第三，系統失效導致航安問題。2025年海試中，X型尾舵液壓系統故障，水手們不得不以手動方式操舵達數小時，在拖船輔助下才得以返航，暴露了設計缺失和基礎驗證不足。此外還有錨機故障，導致多次海試皆「無錨出海」，影響航安甚巨。力挺海鯤號的人也從未對外說明故障原因。

第四，政治干擾嚴重。泊港測試有70多項未通過，原定2025年11月交付的計劃已跳票至2029年，核心團隊（黃曙光等）接連請辭。澳大利亞柯林斯級潛艦設計有缺陷，噪音超標、發動機故障頻發、外殼腐蝕嚴重，2024年時6艘中僅有3艘能執行任務。

儘管力挺海鯤號的人完全否認政治力干預，但無法解釋所有關於系統與裝備所發生的失能與故障，相反的，我們只看到當局急著向國人展示潛艦國造的成果。這種急就章的心態，像極了印度軍工自研武器的「阿三效應」，發生故障就不意外了。

台灣缺乏完整的軍工體系與與技術生態，更不知道潛艦建造是工業金字塔尖的產物，需要材料、精密加工、聲學、流體力學、自動控制等數十個學科的技術積累與整合。海軍以採購零部件方式堆積木，用口號和動輒千億、兆元預算替代紮實的研發與測試，是導致未來災難性結果的必然路徑。

台灣潛艦無用論

台灣雖然是個海島，但由於軍工能力實在太差，根本不適合從事海洋軍事活動。似乎我海軍上下一廂情願的認為，只要潛艦入水，就能和幽靈一樣潛伏、能夠為解放軍帶來多麼大的威懾力量。事實並不是如此。

只要海鯤號入水，憑藉其110到125分貝的噪音，就足以被解放軍偵測，甚至於遠在渤海的大連都能聽到。解放軍的第一個水聲監測系統是水下聽音陣列。

解放軍沿著台灣本島周圍向外延伸到第二島鏈和南海，都佈滿了許多工作範圍超過5000米水深的水下聽音陣列，特別是在適合潛艦活動的東海岸。各位看官不妨猜猜，海鯤號入水之後，能不被偵測到的概率有多大？

解放軍水下聽音陣列，通常由布設在海底或懸浮於水中的多個水下聽音器陣列所組成，經由電纜或以無線方式連接成網路。

其工作範圍包括音訊信號採集、信號處理與整合、目標跟蹤等技術，計算水上與水下目標的位置、航向和速度。在軍事用途方面，主要是提供預警。除了水下聽音陣列，還有數千個堪稱潛艦剋星的無人潛航器（UUV）。

第二個水聲監測系統是UUV。在過去，偵察水下潛艦是一件極困難的事情，隨著技術進步，偵潛手段越來越多元化，UUV就是其中之一。解放軍有「海翼號」，美海軍也有自己的UUV「虎鯨」（Orca）。2017年服勤的海翼號最大下潛深度可達6329米，超過美國虎鯨UUV的6000米，其自主航行能力遠超過虎鯨。

儘管如此，由於海翼號體型嬌小、單價低廉，非常適合集群ISR作戰，特別是布放在南海以及西太平洋海域。雖然我們不知道解放軍在南海和西太平洋海域布放了多少潛航器，以其體積與單價，數量想必很多。

偵潛的事情還沒完。主要的先進偵潛設備包括磁異探測儀、聲納、合成孔徑聲呐、光學與紅外探測設備、星光電視/夜視儀、藍綠激光偵潛設備、空泡感應探測儀、合成孔徑雷達（安裝在飛機或衛星）、廢氣排放探測儀等等。

大家冷靜的想想，2021年10月，美海軍康乃狄克號潛艦在南海撞山事件，為何以前從未出海事，而今卻犯了這種低級錯誤？海鯤號與海狼級潛艦相比較，會更強嗎？

結論

海鯤號成為笑話是遲早的事情，因為海軍昧於兩岸關係變化與本土技術能力，強行玩一種自己不懂的遊戲，把自己活脫脫的玩成現代版的「阿三」，「阿三」最糟糕的就是不講武德。

一不講武德，因為海軍明明不懂系統整合卻裝懂；二不講武德，因為裝備故障總能找到各種理由搪塞。「阿三」造潛艦，當然必屬劣品。

（作者譚傳毅為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研究員

文/蔡炫

總統賴清德召開「國家安全不能等！支持國防採購特別條例」記者會，強調國防預算必須大幅提升，要將支出拉高到GDP 3％以上，援引國際情勢嚴峻，必須強化自我防衛，呼籲朝野年後儘速通過特別條例，以此確保武器採購與防衛韌性能夠到位。賴總統將整場記者會定調「時間不等人」，將國防預算當作軍事安全與外界信任的試金石，並把反對或質疑抨擊為削弱國家防衛，如此漠視立院主流民意監督，還對台灣社會強行植入國防恐懼。

史上首次三軍統帥帶領三軍司令一起開記者會，看似是向國人清楚說明國家戰略與軍購方向，但從政治溝通與民主體制的角度觀察，對外是對美國的軍購推銷，賴清德前天早與美國在台協會AIT處長谷立言同框，再度表達強化台美合作決心；對內則是司令級公然背書，堪稱是「史上最多星星」記者會，也被批評消費職業軍人。當國防預算被包裝為「不能討論、只能支持」的單一選項，民主國家必要的成本評估、程序正義與政策辯論，已被壓縮成政治忠誠測試，進而與美國大玩軍購博弈。

賴清德在記者會中強調國際局勢嚴峻，並以外部威脅作為國防預算的正當性，試圖要將軍購預算與國家生存直接連結，無視台灣社會對於美國的安全承諾，本就存在「疑美論」的歷史情結。尤其，美國先前軍購交付的延宕現況未有改善，賴清德還要國人堅信台美情比金堅，說穿是在挾美抗中的立場下，祭出恐嚇牌遂行軍購政治。

總統不去解決疑慮反而製造恐慌，還以不支持軍購就是削弱防衛的立場，等同於把對美關係的若即若離，轉化成對國內社會來虎假虎威。事實上，台灣社會尚未淡化疑美情緒，賴清德卻搶著替美國政府向台灣人民釋放安全焦慮，恐怕只會加深民眾的不信任感。當政治領袖把國防議題單向連結「生存威脅」，要求社會接受非常態政策與變動性程序，已經褻瀆民主制度的監督精神。

美方對台軍售的條件與價格上，並未給予台灣太大議價空間，甚至存在交付延遲等問題，若連時程都難以掌握，國會與社會如何進行成本效益評估？若軍購價格最終高於預期，責任又該由誰承擔？一旦武器延遲多年交付，能夠因應不對稱作戰？事實上，賴清德在記者會上感謝美國發出報價單，是否在此之前早已編列相關預算，這種制度設計真的符合財政紀律與民主監督原則？恐怕陷入一種只准美國報價卻不准台灣議價的單向利益。

國防支出如果淪為一種迎合外國軍火商的既得利益，國防體系就容易被特定軍工體系綁架，導致政策制定偏離軍事防衛需求、國防計畫受制規格、預算被迫支應高價武器，這種單向依賴只會讓國防決策失去自主性。尤其，民進黨政府長期宣導「國防自主」政策，號稱「自製優先、外購為輔」原則，包含無人機供應鏈、雄風系列飛彈、潛艦國造以及IDF戰機等，似乎已把自主研發拋諸腦後，而讓外界質疑只能迎合美國製造。

賴清德帶著國防部長顧立雄、參謀總長和三軍司令舉行記者會，喊話在野陣營年後儘速審議軍購特別條例，似乎也讓在藍白之間出現鬆動；其實在此之前，他們早已多次邀請總統前往立法院做國情報告，說明龐大的國防特別預算和對美軍購內容，但卻無疾而終。然而，總統卻不急著走進國會，而是一次又一次透過公開談話等方式，這次總統率「12顆星星」助攻，不僅是在軍購議題上情緒勒索，將官更是現場全副武裝，宛如人形立牌。

這些將官站在記者會上，並非作為真正討論國防需求主角，而是被迫成為政治秀的道具，僅是行政權的視覺輔助；遂行政治消費、政策背書、民意施壓，卻鮮少被問及責任制度以及軍事專業。依照職業軍人的角色與職能，理應專注服務於社會大眾，卻遭制度外的政治聲量消費，淪為軍購秀的背牆。

賴政府未化解民間疑美情緒，反以外部威脅訴求軍購正義，形同用恐嚇牌推動政策。同時，美方報價缺乏議價程序、交付時間也不明確，恐讓國防支出淪為單向利益，儼然偏離國防自主原則。甚至還讓將官成為政策背書的人像擺飾，導致軍事專業與民主程序屈居次要位置，反而凸顯軍購政治傾向。最終，也讓外界無法理解，究竟是「安全不能等」還是「等不及戰爭」！？

（作者蔡炫為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副研究員)

文/王崑義

美國總統川普2月16日在「空軍一號」上被問到，是否可能加碼對台軍售時表示，他正在跟習近平討論對台軍售的事，兩人之前談得很愉快，「我們很快就會做決定」。他隨後補充道：「我們與習主席的關係非常好。」川普這項談話，不僅為美中台關係再次捲起千堆雪，也因為預示美國對台「六項保證」可能鬆動，在台灣內部又掀起「棄台論」、「疑美論」和「疑川論」的疑慮。

去年12月美國公布111億美元對台軍售案，立即引發北京的憤怒，2月4日川習通話時，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即敦促美方，在對台軍售問題上應該「保持謹慎」。由於習近平的施壓，川普希望避免在4月初訪中前激怒北京，於是才有2月16日表示已經和習近平討論對台軍售的談話。

川普的談話，並未說明是針對111億美元對台軍售個案，還是以後對台軍售案都要跟中國討論。雖然如此，但是只要一打開軍售討論的潘朵拉盒子，有了先例以後，未來美國對台軍售的主動權，都可能掌握在中國的手中，這就被認為川普已經違背1982年雷根政府所建立的對台「六項保證」。

這「六項保證」，包括美國未同意設定終止對台軍售的期限、未同意就軍售議題向中國徵詢意見、不在台北與北京間扮演調解角色、未同意修訂《台灣關係法》、未改變對台灣主權的立場，以及不會施壓台灣與中國談判。其中，「不與中國事前協商對台軍售」事項，被視為是最具指標性的承諾之一。

如今，川普為了會見習近平，主動觸及「不與中國事前協商對台軍售」這項最敏感的議題，這是否意味著川普可能出現「棄台論」的先例，這恐怕在台美之間還有一段爭論的時間。

川普的談話會立即產生「棄台論」的聯想，除了是川普商人性格，被認為沒有什麼不可交易的事物之外，也可能是他認為當前美國保護台灣的代價太大，所以與其不斷出售武器給台灣，最後換得可能把美軍捲入台海戰事，這種不划算的交易，不如主動與北京討論美國對台軍售事務，也許還可以從算盤中算出對美最有利的談判利益。

那麼川普若真的要跟北京討價還價對台軍售議題，他又可能有何思路可談，也許最簡單的談法，就是回到1990年代的「中程協議」要件。這是由當時美國白宮國家安全會議亞太事務主管李侃如以學者身分提出，主要內容是：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台灣明示自己為中國一部分，不宣布獨立，大陸則承諾不以武力攻打台灣，兩岸在政治談判前達成一個為期50年的過渡性「中程和平協議方案」，台灣可以保持軍隊，購買非自衛性武器，可以各種身分參與國際活動。簡要的說，就是「台灣不獨、中國不武」。

「中程協議」並沒有被當時的兩岸主政者所考慮，畢竟，當時兩岸不管在制度上、經濟發展上還有相當大的差異，台灣方面甚至還存有「漢賊不兩立」思維遺緒，所以，雖然1990年代美國的國力還能維持「一超多強」的局面，但是兩岸的分歧太大，加上民進黨台獨思想已經在台灣內部竄起，美國想從中扮演「調人」也難，因此，美國只能繼續信守「六項保證」中，美國不做兩岸調人的承諾。

如今，此一時彼一時，大陸近年來國防、經濟的崛起，大陸不僅獨力可以處理台灣問題，在經濟領域，也逐漸超越台灣的發展，尤其是在兩岸軍力長期嚴重失衡下，美國想要保護台灣的成本越來越高。於是，在台灣可以貢獻給美國的台積電都已經被轉移到美國本土以後，川普信守防衛台灣的信念恐怕只會越來越低，所以川普只要搬出「中程協議」重新討論，也許就可以解決美國要不要防衛台灣的問題。

那麼新的「中程協議」又可能怎麼改呢？就在「台灣不獨、中國不武」之後，再加上「美國對台軍售先與中國協商」要件，也許就可以符合川普國防帳上的成本，這個條件應該是北京最能接受的要件。

事實上，北京方面一直不急於統一台灣，只要台灣賴清德總統不要天天喊著要台獨，喊著要加強國防、要備戰，大陸其實是等得起兩岸分治的時間。這些年來，大陸對台一直採取融合政策，就是顯示大陸有耐心，且不急於統一，反而是民進黨為了選票利益，不斷操作抗中保台，才讓北京對於台獨越來越焦慮。所以，如果川習會能談成「台灣不獨、中國不武」，再加上一個「美國對台軍售先與中國協商」要件，這樣一項新的「中程協議」，這應該是符合北京的利益，大陸必然樂於接受。

問題是，美中若談成新的「中程協議」，最無法接受的恐怕還是民進黨。因為沒有獨立的旗幟，民進黨就認為他們會失去存在台灣社會的原初價值。所以，春節期間民進黨政府最多的宣傳，還是希望台灣社會不要繼續出現「棄台論」、「疑美論」和「疑川論」的疑慮，期盼台灣人民還是要相信美國政府，相信川普本人，任何懷疑美國的輿論，都可能被視為「中共同路人」。

只是，民進黨把整個台灣的安全與經濟利益都綑綁在美國身上以後，卻換得川普要和習近平可能討論對台軍售的談話，民進黨政府是否該懷疑川普才是真正的「中共同路人」呢？

（作者王崑義為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理事長、教授)

文/羅慶生

對台灣貿易業者來說，今年這個年過得是驚心動魄。2月12日春節假期前夕，台灣突然與美國簽署《台美對等貿易協定》（ART），影響到所有進出口產業。此時股市已封關，市場無從反應。2月20日假期結束前，美國最高法院卻做出歷史性判決，認定美國總統川普去年4月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所實施的全球性關稅無效。局面逆轉。星期一股市開紅盤，是否真的紅通通，各方拭目以待。

因為這戲劇性的發展使ART變得妾身未明甚至有些可笑。ART是台灣在川普總統依據IEEPA升高台灣商品關稅至32％，才不得不與美國談判的結果。現在「川普關稅」被判無效，等於指著台灣腦袋的那支槍被移開。槍口下被迫簽署的協定，意義將被質疑。而之前部分媒體與網路帶風向，頻頻宣稱與美談判告捷、ART類似「自由貿易協定」、台美關係「實質性突破」等敘事，也就變得可笑了。

被打臉的川普隨即表示，將改採「1974年貿易法」徵收10％的臨時關稅。並指出已簽署的協定有些還算數，有些不會。這表示整個國際貿易形勢陷入混亂，美國與各國的談判或將重新來過，未來發展如何必須密切觀察。不過就目前來說，如果ART生效，台灣輸美商品將被徵15％關稅，未生效卻只要10％。短期內立法院實在沒有通過ART的理由，長期則要看形勢變化。

台灣面對這新的「不確定性」，最好的應對策略就是靜觀其變，以待形勢明朗，不宜急著表態或試圖討好白宮。不要忘記，無論川普現在多強勢，他的總統任期已不到3年。任何效期超過3年的對美協定或承諾都要審慎評估；例如ART規定，台灣的國防預算要占GDP的3％。現任政府不能為了3年的安穩而出賣台灣的未來。

因此，行政院發言人李慧芝表示政府將持續關注美方措施、審慎評估後續應處作為，包括是否將「對等貿易協定」送交立法院審議等；是正確的。這也是賴政府執政以來，從推動「大罷免」，與立法院對抗，以及應處美方對台灣種種要求，包括軍購、關稅、台積電遷美…等等舉措上，表現較為專業的一次。相較其他充滿意識形態、帶風向，如同2021年美國電影《千萬別抬頭》（Don’t Look Up）一樣違反常識與常理的敘事，算是正常施政。

這樣說並不冤枉。從政治的角度，美國最高法院做出這歷史性判決，對台灣有高度的啟示意義。美國大法官以6票對3票，裁決川普總統無權徵收關稅的理由，是國會沒有授權。首席大法官羅伯茲（John G. Roberts Jr.）即指出：如果國會打算賦予徵收關稅這種獨特且重大的權力，必然會明確寫明。這表示美國總統權力除《憲法》所明文賦予外，來自國會授權。國會未授權，任何權力主張都是越權或擴權。雖然各國《憲法》規定不同，但行政權執行國會通過的法律是民主政治的常理。然而行政院卻宣稱，不副署即可以不用執行立法院通過法律。就是賴政府違反常理，自行擴權的敘事。

不僅如此，賴總統在ART簽署後宣布要成立「國家經濟戰略指導小組」，擔任召集人，親自督軍台灣的經濟建設。然而《憲法》規定的總統權力只有國防與外交。立法院沒有授權，賴總統卻想插手經濟，同樣是自行擴權。如果真那麼做，朝野將有得吵。

台灣的問題，出在大法官。這是美國這歷史性判決給台灣最大的啟示。大法官是國家法治的最後守門人。美國大法官成功扮演了這關鍵性角色。這屆大法官中保守派其實占多數，否決「川普關稅」的6位大法官中有兩位還是由川普所任命。然而他們尊重專業與職責投票，並沒有受此影響。川普因此痛批他們「不忠」、「令家族蒙羞」。相對台灣的大法官，則似乎成為賴政府擴權的保護傘。大法官應忠於國家與憲法，不是提名他們的政黨或意識形態。大法官的失職，是台灣政爭的根源。

從這角度，「川普關稅」被否決其實給台灣政局解套的機會。ART是半套、不對等的「自由貿易協定」，台灣對美國開放市場，取消所有關稅與非關稅障礙，但美國並非相對如此，而是對台灣商品徵15％關稅。被稱為「不平等條約」並非苛論，而是事實。

更難忍受的是台灣作為訂約方，居然連「台澎金馬關稅領域」的名稱都拿不到，而是「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主要條文都是「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透過其指定代表」，也就是行政院，應如何如何，或不應如何如何的規定，如同台灣對美國的賣身契。無論賴政府現在如何洗白，未來歷史審判，恐難逃「喪權辱國」的評價。

然而台灣被32％的「川普關稅」頂住要害，似乎不簽又不行。立法院職責所在，又不能不嚴審。可預期朝野爭議與撕裂必然加劇。現在「川普關稅」被判無效，台灣正可解套。美國大法官否決「川普關稅」，是否定非法擴權。國會是立法機關，不能藐視的。建議大法官、行政院，都要重新檢討去年對立法院法案的種種操作。也建議總統府，「國家經濟戰略指導小組」真的不是好主意，不要再想了。深受民主洗禮的台灣人知道政治需要制衡，不會想要一個只想擴權，卻不想負責，也不願接受質詢的總統。

（作者羅慶生為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執行長)

文/蔡鎤銘

2026年2月20日，美國最高法院以6比3裁定，川普（Donald Trump）不得依1977年《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單方面對全球商品課徵全面性關稅。這項判決不僅終止了一場可能衝擊全球供應鏈的政策風暴，更在保護主義再起的時代背景下，重新劃定行政權與國會權限的邊界。其意義不只在於關稅本身，而在於憲政體制是否仍能在政治高壓下維持分權原則，並在關鍵時刻為動盪的全球經貿體系踩下剎車。

這場憲政爭議的核心在於，總統能否以「國家緊急狀態」為由，將原本設計用於經濟制裁的權力，無限擴張為普遍性的課稅權。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約翰．羅勃茲（John Roberts）在多數意見書中明確指出，憲法第一條賦予國會徵稅與管理對外貿易的專屬權力，行政部門雖具執行法律之責，但不得在缺乏明確法律依據下自行創設課稅權限。大法官尼爾．葛薩奇（Neil Gorsuch）更強調，若允許行政權以寬泛解釋取代立法授權，三權分立將流於形式，重大經濟政策必須取得國會具體授權。

這項判決確立了涉及重大經濟影響的政策必須回歸代議政治程序的法理基礎。過去幾年間，行政部門頻繁將國會授予的緊急權力視為「空白支票」，試圖透過擴張解釋來規避立法的監督。司法體系此次展現了對「重大問題原則」的堅持，亦即任何涉及改變國家經濟結構或對全球市場產生劇烈衝擊的權力轉移，都必須有國會明確且具體的法律依據。這項裁決有效地遏止了行政權力過度擴張的風險，確保了財政大權重回立法機關手中。

此外，該裁決也強調了程序正義在貿易決策中的重要性。對於包含中國大陸在內的全球貿易夥伴而言，這項定調顯示美國的貿易政策將重新回到透明的立法與公共討論程序中，而非在封閉的白宮辦公室內拍板定案。雖然大陸與美國之間的經貿磨擦仍將持續，但制度的規範減少了政策的隨意性，這對於維持市場的長期可預測性至關重要，也顯示了美國憲政體系中自我修正的韌性。

在裁決公布前，市場普遍擔憂白宮可能推動全面20％關稅，並針對中國大陸商品課徵高達60％的懲罰性關稅。這種構想一旦落實，將引發全球性的報復循環，導致供應鏈面臨斷裂。然而，司法裁決迫使川普轉向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宣布對全球進口商品課徵為期150天的臨時關稅。這一連串調整形成明確時間軸：從可能長期化、無明確上限的20％構想，到短期10％方案，再到15％法定極限。

由於台灣出口商面臨的風險從原本「無上限的破壞性衝擊」轉變為「法律框架內的受控壓力」，企業得以有更清晰的財務預算與因應時間，有效地抑制了因市場恐慌而產生的價格外溢效應。這不僅穩定了台灣廠商的經營預期，讓企業能在明確的法律框架下調整全球布局，更進一步對全球通膨情勢的控制提供了正面助力。這種從制度外擴張轉為受監督約束的轉變，對於長期深耕美國市場的台灣企業而言，提供了珍貴的法理保障與喘息空間。

對於高度依賴對美出口的台灣而言，這項最終定格在15％的關稅方案具有高度複雜的雙面影響。在負面衝擊方面，台灣的資通訊、電子零組件及機械產業將面臨直接的成本挑戰。由於台灣與美國在資通訊產業具有高度的供應鏈整合，15％的稅負增加將壓縮出口利潤，甚至迫使部分毛利較低的零組件代工廠加速產線調整。這種成本推升效應若無法被市場完全吸收，可能導致台灣相關企業在2026年的獲利成長放緩，增加企業營運的財務負擔。

然而，台灣在這次關稅洗牌中亦存在潛在的競爭優勢。由於中國大陸產品仍可能面臨更高額度或更具排他性的限制，台灣產品在美國市場的「替代效應」將更為顯著。相較於大陸廠商隨時可能被排除在市場之外的極端風險，台灣出口商在法治保障下的穩定性，反而成為吸引美國買家的優勢。此外，這項裁決確保了美國不會採取全面摧毀性的關稅政策，這對於維持台灣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核心地位至關重要，讓台灣能在法治框架內展現出更強大的生命力。

值得高度讚譽的是，參與此次裁決的多位保守派大法官，包括尼爾．葛薩奇與艾米．康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儘管當年皆由川普提名，卻在面對捍衛憲法尊嚴時展現了卓越的獨立性。這種「忠於法律而非忠於提名者」的精神，正是司法獨立的最高體現。當司法體系能夠在政治高壓下，對曾經提名自己的領導人說不，並成功劃定行政權的邊界，便展現了美國民主制度中最強大的自我修正能力，這也是穩定國際資本信心的法理根基。

這種對司法獨立的堅持，與台灣大法官的表現形成了鮮明且令人深思的對比。台灣社會近年來對於司法是否淪為行政權附庸的討論未曾間斷，特別是當大法官的解釋結果往往與執政者意志高度契合時，便難免引發社會對司法公正性的質疑。

美國大法官敢於挑戰掌握實權且對自己有提拔之恩的領導人，顯示了司法可以成為對抗專斷權力的最後一道防線。對於大陸等權力高度集中的體制而言，獨立司法的制衡能力或許難以想像，但對於同樣追求民主與法治的台灣而言，這是一堂深刻的憲政課，提醒我們司法公信力必須建立在超越政黨利益的法理之上。

2026年這場由美國最高法院定調的關稅之爭，最終以法治的勝利告終。15％的關稅雖然仍是經貿上的負擔，但其被限制在法律框架與明確期限之內，防止了行政權力滑向專斷。從20％的狂想回歸到15％的法律極限，這段歷程顯示了獨立司法如何發揮「煞車閥」的功能，讓原本可能失控的貿易報復循環納入可控的軌道。

這場判決提醒台灣的司法界，司法獨立不應僅是憲法教科書上的抽象概念，而必須是在面對行政強權與政治壓力時，敢於劃清紅線的實踐勇氣。當大法官能夠超越黨派色彩，甚至對提名自己的權力者說不，才能在社會撕裂的浪潮中，重建人民對制度的信任。

在全球秩序重組的動盪時刻，真正能守護台灣繁榮的力量，並非單一強人的意志，而是那套能讓權力在法律面前保持謙卑的憲政體制。唯有如此，通膨壓力才能在規則中緩解，台灣的產業成長也才能在法治的蔭庇下，繼續在世界舞台上站穩腳步。

（作者蔡鎤銘為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