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炫

日本東京日前驚傳一起震驚東亞的安全事件，一名日本陸上自衛隊三等少尉，攜帶武器翻牆闖入中國駐日大使館，宣稱要以「神的名義」殺害中國外交人員，此人隨後遭到館方制伏並且移交日本警方處理。根據《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使館具有不可侵犯性規範，這次是由軍人牽涉暴力行徑，無疑已將單一極端行為推升為國家責任，也凸顯出制度失守。事實上，嫌犯動機從「表達意見」到「威脅殺人」，某種程度反映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任以來，打著「日本回來了」的輿論調整並在兩岸變局加溫，一旦無法壓制國內既有極端右翼勢力，恐讓軍國主義的「昭和幽靈」轉世投胎。

第二次世界大戰「昭和」時期，是指日本昭和天皇（裕仁）在位由軍部軍國主義主導一系列侵華戰爭。如今，中日兩方目前正處冰河時期，日本高市一句「台灣有事」可適用於「存立危機事態」，2025年至今依舊傷害未減，中方一度斷絕官民交流。根據日本政府觀光局表示，二月份的農曆春節，中國遊客大幅下降約45％，連續三個月呈現出負成長。

如今，日本東京居然發生少尉翻牆事件，不僅再讓兩國關係雪上加霜，也凸顯出極端右翼的意識形態，稍有不甚恐將野火燎原。日本當前政治與歷史記憶的扣連，高市行徑是否催化「少尉死諫」？藉由「台灣有事」操弄東亞事端，在區域政治中塑造威脅敘事；而極右翼勢力在日本社會的擴張與制度性縱容，導致「昭和幽靈」被置入了新型軍國主義。

高市企圖改變日本當前的「專守防衛」基本政策，強化激進轉向成為「能戰國家」，渲染面臨戰後最為嚴峻複雜的安全環境，以國家間的競爭日益激烈等常態化，開始刻意抹黑中國；高市政權持續為推動修憲進程遂行鋪墊，塑造此類「危機敘事」來進行合理化，透過重新解釋「自衛權」手法，認為日本實質擁有「反擊能力」，架空戰後的和平體制，恐怕將會玩火自焚。

高市在語言上除了意圖改變行使「集體自衛權」概念，甚至恢復二戰軍方稱號及擴張軍費，加上當前右翼勢力試圖淡化侵略歷史，強調要讓日本回歸「正常國家」，實際上不過在為「轉守為攻」提供道德解套。此次日本少尉脫序事件，正是這類歷史未清算所產生的「回響效應」，日本「軍國主義」嘗試復辟，包覆在新的政治語境中意圖重生，正代表著昭和幽靈並未離去。

高市在國會答辯挑動台海戰事作為日本動武契機，所謂「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的政治論述，頻繁出現在日本安全政策與媒體報導中，這種說法看似為地緣戰略的自然延伸，實際隱含一種對區域局勢的高度主觀詮釋；日本定位中國為潛在威脅，並將台海安危當成防衛前線。顯然，日本正在利用「兩岸問題」作為重整軍備與擴張地區影響力的藉口，這種敘事不僅強化軍備合理化，也讓日本威脅一說甚囂塵上。

從日本戰略上觀察，防衛重心由傳統北方針對俄羅斯轉向「西南防衛」，在於因應中國軍力部署，同時強化與美國的軍事同盟，意圖包裝「不可避免的安全對抗」，形成一種自我預言實現的軍事戰略邏輯。然而，此次自衛隊的少尉事件，正是一種極端化的具體呈現，個體將國安敘事內化為使命，甚至以暴力形式「介入外交」；透過由上而下的威脅建構，最終在下層轉為「單兵作戰」，顯示出日本號稱台灣有事與背後「恐中」之間的危險連動。

中國明確點出日本少尉事件與極右翼勢力有關，認為此類思想已經滲透至部分社會層面，他們正以極端民族主義作為核心目標，倡議修改「和平憲法」，並隨網路時代演變出排外的「網路右翼」；逐步擴散到日本保守黨、參政黨等不同勢力，目的在於推動日本社會右傾化。隨著民族主義與排外情緒逐漸升溫，否定二戰侵略歷史到對外強硬言論，均顯示出極右翼論述的勢力擴散。

中國聲稱此事在於陸方大使「受到威脅要在『神之名』下遭到殺害」，相較日本表示供述「假若大使不聽取意見，該名軍人就準備自殺。」兩者之間顯然說法判若雲泥，此事由於自衛隊幹部持凶器進入外交使館，即使過程沒有造成傷亡；但它所揭示的問題卻極為嚴峻，當軍人身分、極端思想與外交對象彼此交織，任何一次失控，都可能會引發國際衝突的連鎖反應。

日少尉闖陸使館不僅是個體失序，更反映出制度鬆動與政治敘事的危險外溢，軍人以極端信念介入外交，正試圖衝擊國際法底線；透過「台灣有事」鋪陳危機，藉此推進日本修憲與軍備擴張；歷史未竟的反思與極右翼勢力的集體擴散，使得「昭和幽靈」在新語境中死灰復燃。高市正把野心寫成國策，難怪有人把軍國主義復辟當成日本全新路線，昭和幽靈恐怕不是自己回來，而是有人替他開了後門。

（作者蔡炫為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副研究員)

文/蔡裕明

2026年3月，美國智庫「密契爾航太研究所」（Mitchell Institute for Aerospace Studies），披露一件不安的事實，那就是解放軍已在最靠近台灣海峽的6座空軍基地，部署大量由退役殲-6戰機所改裝的攻擊型無人機。

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軍事現代化訊息，而是一張針對台灣防空體系精心設計的賬單，問題不在於這些飛機還可不可以進行精準攻擊，而在於台灣需要用多少錢才能把它們打下來，挑戰台灣的財政韌性與戰略選擇。

這是什麼樣的武器？衛星影像顯示，福建省5處及廣東省1處空軍基地，停放著排列整齊、機身粗短、後掠翼設計的舊式戰機，外型符合殲-6。殲-6是米格-19的中國授權版，於1950年代末由蘇聯移轉技術製造，早在1990年代就退出一線作戰序列。這批「老爺機」已拆除機砲，加裝自動飛控與地形比對導航系統，用途更接近巡弋飛彈，而非傳統無人機，修改的目標就是「以大規模數量攻擊台灣、美國或盟軍目標，進而有效癱瘓防空系統」。

該研究所資深研究員達姆（J. Michael Dahm）估計，解放軍已將超過200架改裝殲-6部署至台海附近基地，計畫在潛在衝突最初幾小時內全部出動。這批殲-6無人機的優勢不在於其技術先進性，而在於其數量。倘若無法有效攔截這些無人機，它們可能會轟炸高價值地面目標，甚至以高速進行自殺式攻擊，有如二戰時期的神風特攻隊直接攻擊目標。

也就是說，這是設計用來在第一波消耗掉台灣或美日盟軍防空庫存的武器，而不是用來奪取制空權的工具。

理解殲-6被改裝成無人機的關鍵，在於辨認其背後的戰略邏輯，這是一種典型的成本強制操作。現代戰略不再追求一戰定勝負，而是比誰氣長的長期消耗賽。這招「成本強制操作」就是精準挖坑，運用小額、持續的低成本支出，誘使對方為維護安全（或保住地位或面子），付出不成比例的時間與金錢代價。這套模式的核心在於追求高CP值的「成本交換比」，透過迫使對手持續消耗昂貴資源，削弱其持久作戰能力與政治意志，而無需追求決定性的軍事勝利。也就是說，北京不需要用殲-6W擊落一架F-16，只需要讓台灣為了攔截它，燒掉一枚625萬美元的PAC-3 MSE。

數字可以說明一切。台灣以約20億新台幣（約6.37億美元）採購102枚PAC-3 MSE攔截飛彈，換算每枚約625萬美元，應於今年起開始交付。相比之下，一架殲-6W的改裝成本，以中國現有工業規模估算，遠低於百萬美元。僅以伊朗對波斯灣國家的攻擊中，根據美聯社的統計，無人機每消耗1美元攻擊力，即迫使防禦方付出15至35倍的攔截成本。

以PAC-3每枚約370萬美元計算，洛克西德馬丁公司年產量僅約500枚，天弓三型國產攔截飛彈雖然較便宜，但年產量尚不足100枚。這意味著，台灣目前的庫存補充速度，根本無法承受大規模第一波消耗。因此不能單獨看待殲-6W，它將成為解放軍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體系的開場動作。

Biddle與Oelrich在2016年《國際安全》期刊〈Future Warfare in the Western Pacific〉即指出，解放軍A2/AD戰略的核心目標從不是正面擊敗美台空中力量，而是讓介入的代價高昂到難以持續。

想像一個場景，殲-6W在這個攻防體系中扮演的角色是「清場者」。當第一波200架無人機在開戰數小時內撲向台灣的雷達站、防空陣地與指管節點，台灣將不得不消耗掉相當比例的攔截飛彈系統後，真正的主角才登場，東風系列彈道飛彈針對倖存防空節點實施精確打擊，殲-20與殲-16在殘存防空密度大幅降低後進入作戰空域，在制空已被動搖的環境下，接著就是解放軍的渡海登陸作戰。

換句話而言，這是一條殺傷鏈，殲-6W位居第一環。它的任務不是「贏得空戰」，而是「讓後續的空戰更容易贏」。也就是說，倘若台灣在第一波就大量消耗PAC-3庫存，可能無力在後續攔截東風飛彈，這些飛彈才是真正威脅台灣關鍵基礎設施的武器。

殲-6W的部署，在戰略層次上揭示了一個殘酷的計算，解放軍可以極低的成本改裝已幾乎零殘值的退役戰機，在台灣製造一個極高成本的防守難題。台灣現可重新估算攔截成本結構，建立具備成本效益的反無人機體系，避免長期陷入「用高規精密飛彈打廉價誘餌」的陷阱，以防財政預算與戰備庫存在衝突初期就先行崩潰。並且要實施「反向成本強制」，發展具備精準打擊能力的不對稱戰力，迫使對手的前沿基地與後勤節點也必須背負高昂的防禦代價，從物理與心理層面徹底改變攻守雙方的戰略計算。

海馬士（HIMARS）則是台灣陸上拒止與遠程打擊鏈中，少數能在成本與效果上部分扭轉不對稱局勢的關鍵資產。當解放軍企圖以大量低成本無人機與飛彈消耗台灣昂貴防空彈藥時，台灣必須在其集結、登陸與後勤節點上施以遠程精準打擊，而海馬士正是少數有機會改變這種不利成本交換關係的戰力之一。

密契爾航太研究所的報告，不僅是軍事部署情報，更是戰略資產負債的提醒。在台海的長期競爭中，關鍵指標已從單純的武力規模，轉向深層的資源營運效率，包括工業生產的能量，是否能跟上戰時的損耗速度？防禦系統在面對大量廉價威脅時，是否具備經濟上的成本交換比？以及在長期高強度的壓力或受到封鎖情況下，彈藥的週轉效率與持久性是否足以支撐？

然而，這場消耗戰不僅發生在外部戰場，也體現於內部的行政效率與團結的共識。烏克蘭與中東的實戰經驗警示我們，防禦方的昂貴攔截極易被廉價的飽和攻擊所耗盡，而台灣身為補給線易受阻斷的海島，一旦物資庫存因財政或程序問題見底，防線恐將迅速瓦解。因此，當海馬士採購案因內部爭議或預算程序卡關，甚至迫使將軍在國會焦急落淚時，潛在對手其實不費一兵一卒就贏得了「效率成本」的勝利。這種內耗會直接削弱我方的戰略主動權，更可能影響我方防衛的窗口。

（作者蔡裕明為實踐大學會計暨稅務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