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廖雨詩

日本眾議院選舉結果底定，自民黨在首相高市早苗領軍下取得壓倒性勝利，執政聯盟一舉跨越三分之二門檻。這不只是一場選舉勝負，更標誌著日本政治節奏的明顯轉換：一個罕見穩定、得以長期推動政策的執政結構正式成形。對日本而言，這意味著內政與外交將進入較少干擾的運作狀態；對台灣而言，這場選舉的重要性，並不在於日本是否「變得更強硬」，而在於台日關係所依附的結構條件，正在發生實質且持久的變化。

長期以來，台灣觀察日本政治，往往習慣從「態度」出發來解讀：誰比較友台、誰在談話中提及台海、誰的用語較為強烈。然而，自民黨此次大勝所帶來的，並不是單一立場的放大，而是一個更可預期、更制度化的日本。這樣的日本，對台灣產生的影響，反而更深、更長，也更難用單一事件或發言來概括。

不可否認的是，在當前政治條件下，日本修憲已從象徵性的政治口號，逐步轉為現實政治選項。然而，若僅以修憲作為衡量日本走向的唯一指標，反而會忽略更關鍵的轉變。真正的差異在於，日本首次同時具備高度穩定的執政基礎、社會對安全議題更為現實的認知，以及能夠長期推動政策的時間窗口。修憲是否啟動固然重要，但即使在修憲之前，日本也已能在既有制度內，持續調整其安全、外交與產業政策。對台灣而言，這意味著日本的影響正從「表態型支持」，逐步轉向「結構型存在」。

回顧過去十多年，台日關係在友好氛圍中前進，但也長期受到日本政局頻繁更替的限制，政策延續性不足，使不少合作停留在象徵層次。如今，自民黨取得壓倒性勝利，日本的對外政策進入一個相對可預期的狀態。這樣的穩定，對台灣而言，並不等於立刻出現更高調的安全承諾，而是讓台日之間的互動，開始有條件從政治善意，轉向制度化合作。當日本能夠進行中長期規劃，台日之間在防衛對話、產業協作與科技交流上的空間，也隨之被打開。換言之，日本政局穩定所帶來的，不是單一政策轉向，而是互動節奏的改變。

選後的市場反應，也提供了另一個值得注意的觀察角度。可以預期的是，日本接下來的政策方向，將更明確地把經濟、科技與安全視為同一套國家戰略的一部分。這一趨勢，對台灣尤其重要。台灣與日本在半導體、關鍵科技與供應鏈安全上，本就存在高度互補性。當日本開始以「國家安全」的角度重新整理其產業與科技政策，台灣不再只是單純的經貿夥伴，而必須同步思考，如何在產業發展、科技布局與安全考量之間，建立更一致的政策邏輯。這並非情緒性的選邊問題，而是一個結構性的現實挑戰。若日本的政策思維已經轉變，而台灣仍以分散、部會各自為政的方式應對，反而可能錯失制度性對接的機會。

在這樣的背景下，台灣的角色也正在轉化。台灣不再只是日本內部政治辯論中被偶爾提及的對象，而是逐漸被納入日本更廣泛的區域安全與產業布局計算之中。這種「被納入計算」，並不等於主導權的提升，但確實意味著台灣的政策選擇，將更頻繁地被放進區域互動的風險評估之中。日本政局越穩定，這樣的計算就越長期、也越制度化。對台灣而言，這既是機會，也是壓力：機會在於合作空間變得更具持續性，壓力則在於政策不一致、節奏失衡的代價將被放大。

總體來看，自民黨的大勝，並未為東亞帶來戲劇性的轉折，卻讓台日關係進入一個「慢而深」的新階段。政治穩定不等於風險消失，但它確實改變了互動方式，也提高了政策一致性的價值。對台灣而言，這不是一個適合用情緒放大訊號的時刻，而是一個需要耐心與判斷力的階段。當日本開始以長期視角重塑自身角色，台灣真正需要做的，是理解這個變化，並在其中找到能夠站得住腳的位置。

（作者廖雨詩為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文/廖雨詩

近年來，台海情勢頻繁被置於各種國際安全討論的聚光燈下，但多數時候，外界聽到的仍是政治表態與戰略口號。然而，美國國會研究處（CRS）日前針對AUKUS核潛艦的一份分析報告，卻罕見地揭示了另一種語言——不是宣示，而是計算。

這份報告討論的表面議題，是美國是否仍應依原計畫，將核動力攻擊潛艦出售給澳洲；但真正被放進分析模型中的，卻是台海。CRS提出一個直白、甚至略顯冷酷的問題：在核潛艦數量不足、造船能量長期受限的情況下，若將有限的關鍵資產交付一個在政治上並未承諾介入台海衝突的盟友，美國是否反而削弱了自身在最壞情境下的行動能力？

這樣的提問，本身就值得兩岸細讀。

如果把視角拉到華府的會議室裡，畫面其實不難想像。牆上投影的是潛艦數量曲線、部署週期與造船時程；桌上攤開的是各種「假設情境」：台海升溫、區域連動、盟友反應。在這樣的場景中，「承諾」不再是外交修辭，而是被拆解成一個又一個具體變數——誰能決策、誰能調度、誰能在什麼時間點出現在什麼位置。

也正是在這樣的思考框架下，CRS才會提出所謂的「軍事分工」構想。與其讓盟友擁有最核心的平台，不如讓其在基地、後勤、特定能力上支援美軍主力行動。這不是對盟友的不信任，而是一種對不確定性的管理方式。當資源充裕時，象徵性共享可以被視為政治紅利；當資源吃緊時，共享反而可能成為風險。

這也解釋了為何澳洲過去強調「不對台海戰爭做任何承諾」的表態，會被直接寫進美國國會報告。對軍事規劃者而言，這並非立場對錯，而是可用性問題。一旦主權決策權不在美方手中，再先進的武器，都可能在最需要的時刻被政治程序卡住。

在這個脈絡下，台海並不是情緒動員的舞台，而是被當作「極端測試案例」。CRS並未預設衝突必然發生，但它清楚知道：如果連台海這種高風險情境都無法說服自己配置合理，那整套印太軍力布局就站不住腳。

對台灣而言，這樣的分析傳遞出一個不那麼浪漫、卻更真實的訊號。台灣社會長期關心「美國會不會出手」，但CRS真正關心的，卻是「出手是否可控、是否可持續、是否能承受」。盟友是否站在一起，已不只是政治語言，而是能否降低美國介入成本的實際條件。

這意味著，台灣在美國戰略中的角色，正逐漸從「被保護者」轉向「是否能降低不確定性的參與者」。軍購清單與平台等級固然重要，但在華府的計算表裡，更關鍵的可能是：後勤能撐多久？社會能否承壓？在資訊戰與灰色地帶壓力下，決策與動員是否仍能運作？

這樣的現實，同樣值得北京注意。CRS的報告顯示，美國並非在進行情緒化的戰爭動員，而是在冷靜盤點自身選項與限制。這種理性計算，既可能形成嚇阻，也可能因誤判對方耐受度而產生風險。台海的危險之處，正在於各方都自認「算得很清楚」，卻未必完全理解對方的算式。

AUKUS核潛艦之爭，看似發生在澳洲，實際上卻是一面鏡子，映照出中美競逐下，台海如何被納入戰略模型。它提醒兩岸，在大國政治中，關鍵從來不是承諾喊得多大聲，而是能力是否可用、不確定性是否可控。

當國際政治回到這樣的計算層次，真正值得關注的，或許已不只是誰會先開第一槍，而是誰最先算錯。

（作者廖雨詩為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文/蔡炫 民眾黨立委李貞秀依法遞補不分區席次宣誓就職風波延燒，原本只是政黨內部的輪替機制，卻演變成全國政治輿論焦點，行政部門相繼要求提出喪失中國籍證明，否則將會面臨解職或限制職權處分。這場風波在於「雙重國籍」與「國安疑慮」，但若深究整起事件的法律依據與制度脈絡，李貞秀是符合現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規定，設籍屆滿十年後依法具備參選與擔任公職資格，行政法匠卻仍持續政治封殺。 賴政府以行政權力套用各種法律條文的法匠心態，即便李貞秀已完成就職宣誓，仍遭到政治圍剿與行政抵制，彷彿不是依法產生的立法委員，而是一個來自對岸的政治間諜。這場風波之所以引發輿論關注，正是因為它同時踩在情感、理性與法律層面。從情感面，李貞秀被反覆貼上「配偶」標籤，而將離婚與否連結國家忠誠；在制度上，政府表面鼓勵新住民融入社會，另一方面卻對特定人物設下重重門檻；以法律看，既然現行法令明定參政資格，就不該在個案上臨時套用其他法源加以限制。如今，情理法皆輸，政治封殺李貞秀還合理嗎？ 李貞秀的個人經歷被簡化成「陸籍配偶」，彷彿只要曾經有過婚姻關係，就將永遠與中國政治體制存在連結，藉由政治解讀設下一個粗暴標籤，一段已經終止關係，仍被當作參政打壓藉口，公共政策若只剩標籤與想像，不再檢視具體條件與法律事實，這就不再是國安考量，而是一種身分歧視。 這套論述背後甚至隱含性別歧視，一名大陸女性曾與台灣男性結婚，離婚之後卻被認定喪失配偶身分，即使合法取得身分證後也同時罔顧在籍身分，李貞秀難道必須附著在男性身上？女性並非男性的附庸，婚姻關係也不等同國家忠誠，若只針對特定族群與性別採取行政打壓，就不再是理性的制度防線，而是帶有偏見的雙重歧視。 若從制度理性來看，這場風波也暴露出政府本質的矛盾心態，官方長期宣示新住民是台灣社會的重要成員，鼓勵融入參與公共事務，甚至強調多元文化是民主社會的基石；另一方面，卻對陸籍給予嚴格審視，甚至認定不具資格，再由其他行政手段杯葛。在新住民參與的初期階段，政策歡迎所有人士，一旦進入權力核心，又將門檻突然抬高。這種制度設計不敢溯及既往，也不願意從寬認定。 矛盾的是，行政部門明知李貞秀放棄中國籍並非單向行政程序，甚至可能因為制度差異而難以取得證明，卻仍要求限期補件。若當制度程序在實務上難以完成，卻被當作必要條件，那就不是法律要求，而是變相的封殺機制。賴政府若是對陸配參政存在疑慮，就該修定立法禁止。否則，法律淪為形式，政治才是唯一標準，不僅破壞制度理性，也削弱了國家治理的正當性。 回到法律層面，《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21條早已明文規定，大陸地區人民在台設籍屆滿十年，便可參選公職。這項條文行之有年，並非去替某一個人量身打造，而是立法者在國安與參政權之間所作出權衡制度。既然法律具體存在，代表國家已經做出選擇，只要符合條件，就該享有參政權利。李貞秀正是依據這套制度宣誓就職，資格與程序皆屬合法。民進黨若認為制度有所缺漏，真正解方應是修法修憲，而非透過一堆行政法匠結合政治意識打壓。 詭異的是，行政院長卓榮泰與內政部劉世芳都以《國籍法》的「外國國籍」概念定錨，但兩岸關係在法律上向來被界定是「非國與國關係」，既然無法認定對岸「隸屬外國」，一邊卻又要求放棄「國家身分」，這種法律適用本身就是自我矛盾。一旦不同法律體系被任意拼接，只為處理某一特定政治人物，法治就將淪為黨同伐異。國家若要建立單一國籍立委制度，就應透過法律程序修正，能讓普羅大眾一體適用，而不該在特定個案臨時設下門檻。否則，今天可以用國籍問題封殺李貞秀，明天就可以用其他理由排除更多李貞秀，而讓依法就職蕩然無存。 李貞秀事件風波核心，不在個人，而在國家制度是否仍然可信。在情感上，她被標籤與歧視；理性層次，凸顯制度自相矛盾；回到法律，依法就職卻遭政治否決。當情理法三者同時缺漏，這已不是單一個案爭議，而是整個國家體制的民主警訊。政治可以有立場，但是國家不能沒有原則。 （作者蔡炫為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副研究員)

文/周忠菲

剛進入2026年，川普政府就以委內瑞拉模式為開端「大動干戈」。美國隨後的一連串舉動，導致國際和地區層面地緣政治熱點事件頻發。川普政府一心要在國際舞台上，展現其鐵腕掌權，以顯示他領導下的美國，在世界上仍有重要影響力。

與此同時，美國本土接連遭遇多重危機。從暴風雪肆虐到明尼蘇達州命案，以及為「迎接」即將來臨的期中選舉，兩黨相繼拋出重磅炸彈，「政治資本」瘋狂博弈，甚至「對賭」。從威脅「政府再度停擺」，到「蘿莉島事件」的燃燒。儘管「外火內火」齊燃，但川普政府未收縮戰陣線，依然重視外交為內政服務，繼續加快挑起外部爭端的節奏。手段就是強推所謂委內瑞拉模式。

委內瑞拉模式，就是美國動用軍事力量，蔑視國家主權，干涉他國內政的「新門羅主義」。川普政府冒「四面樹敵」之險，會實現「逆勢突圍」，還是加速滑向不可挽回的潰敗？這個問題太大。本文想說的是，目前美強推委內瑞拉模式，這種以「美國第一」為標準，試圖號令天下的進攻方式，由於其「失道寡助」，必在國際社會遭「反噬」。

一、推行委內瑞拉模式，力度加大

繼軍事行動突襲委內瑞拉，「綁架總統」，繞過聯合國安理會宣布成立「和平委員會」之後，美國推行委內瑞拉模式力度加大。除了強索丹麥自治領地格陵蘭島，脅迫加拿大「成為美國第51州」，派出議會團到加拿大阿爾伯達省，威脅將支持阿爾伯塔的分裂勢力，以及對其他一些「不服從美國意願的國家」發出進一步增加關稅的威脅之外，美國加碼推行委內瑞拉模式，最突出的表現是在中東蓄意挑起區域戰爭。

目前美國的對伊政策，從2025年的軍事上保持高壓，避免直接衝突，通過協議約束其核計畫，通過常規軍事存在遏制伊朗地區影響的「雙重威懾」，轉變為發出將直接採用軍事手段打擊伊朗的戰爭威逼。為展示塑造「地區戰爭的能力」，強化美國影響。展示美國外交，完全轉向所謂信奉「基於實力的和平原則」，中東地區，戰爭一觸及發。美國可以毫不顧忌地採取單邊軍事行動對待一個主權國家，這種模式還想繼續在其它地區推廣，美國已經宣布要橫行世界，奉行「叢林法則」。

二、不遵從國際法，不受國際社會的道德約束

美國的「自信」，有些過頭。國際社會主流看法認為，當前美國霸權依然存在，但已處於相對式微狀態。然而美國自己是不會承認這一點的。

悖論是，川普政府正在採取行動，包括以冒險主義的方式和大量使用極端施壓的手法，在國際社會「我行我素」，其真實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企圖扭轉劣勢，為美國「造勢」。突出的特點，就是美國外交政策不再遵從國際法，不再接受國際社會的道德約束。更不在乎國際社會的「譁然」。

如發生委內瑞拉事件後，2026年1月3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針對美國行動發表的聲明指出：美國此舉將加劇世界與地區的不穩定。古特雷斯強調聯合國的宗旨是堅決維護以《聯合國憲章》為核心的國際法，強調反對使用武力侵犯他國主權，反對使用武力威脅會員國的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

美國的政治反應是「嗤之以鼻」，以繼續推行「委內瑞拉模式」為回應。後續出現的南美哥倫比亞問題，北極格陵蘭島問題，北美加拿大問題，以及上述中東問題，均釋放其毫無收手之意。

此外，美國公開站在國際社會的對立面，不再使用道德面紗作為外交工具。1月9日，川普接受負責報導總統專題的《紐約時報》白宮記者凱蒂•羅傑斯的採訪時，就直言不諱地說，「我不信任國際法」。在全球權力的限制方面，川普稱：唯一的約束「來自我自己的道德」。即為了「美國再偉大」，可以蔑視聯合國章程，可以侵犯獨立國家的主權，可以掠奪他國的資源，而毫無道德上的羞愧。這是對西方傳統外交與文化價值觀的背離，也是對美國外交的背離。

三、必遭「反噬」

「委內瑞拉模式」顯示美國的大戰略，已轉向以實力和安全為中心，其戰略的執行，更具排他性、對抗性、威懾性、掠奪性。目標是追求單極霸權回歸，地緣上進行領土擴張與資源掠奪。用國際關係理論分析，這種無約束的「美國優先」，將導致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更加突出。

就強推委內瑞拉模式而言，安全上，一是可能鼓勵其他地區強國效仿，引發「衝突擴散與軍備競賽」。二是不尊重聯合國，繞過聯合國行事，意味地區秩序被打亂，衝突頻繁。三是安全格局出現變化，各國安全將進入一個更廣泛的「未知水域」，觸發戰爭的危險增加。政治上，美國不再使用道德面紗作為外交工具，將對國家間關係的正常交往產生影響。經濟上，美國的貪得無厭，早晚會招致反抗。從近期看，美強推委內瑞拉模式已經遭到「反噬」，大體可歸納為：

其一，「北美要塞」黃了。不僅川普政府推動美加墨三國，共同對華採取關稅措施，遏阻中國商品，阻斷中國產業鏈成為不可能，而且美國的鄰國加拿大，不僅反抗美國的經濟、金融霸權，還對自身安全就做出了新的判斷。加拿大已經調整了防務政策，此影響不可低估。

其二，歐洲出現政策協調。歐洲並非一個完整的統一體，俄烏戰爭使其「散裝」狀態的弊端，更加突出。但這次在格陵蘭島主權問題上，罕見地採取一致立場，反對美國獨吞格陵蘭島。經濟上，法國、德國、英國領導人先後訪華，一致表示將高度重視東方市場。

《紐約時報》將這種趨勢，描述為「美歐政治將面臨大洗牌」。其實，這是暗指，當歐洲一個國家或地區遭遇危機時，歐洲體現出的，內部團結的加強。不言而喻，歐洲外交和經濟上政策協調趨勢的顯現，成為美國的「心病」。

其三、談論中東地區的「反噬」極為困難。由於國家眾多，國家間政治、經濟關係特殊，曾為殖民地的影響，加上美以伊三國間的複雜關係，以及與美國國內政治的高度牽連，暫不評述，讀者自悟。。

四、結論

目前出現的「反噬」現象，說明委內瑞拉模式的不可持續性。美強推委內瑞拉模式必遭反抗。從中長期看，這種模式不會帶來美國「主導的新秩序」，而是導致美國「失道寡助」。

（作者周忠菲為上海台灣研究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