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鎤銘

當台海局勢成為國際輿論焦點，賴清德總統近期接受法新社專訪時，再次拋出「台灣若被併吞，日本與菲律賓恐成下一個目標」的論點。這種敘事雖然在國際宣傳上具有高度的戲劇張力，但若從日、菲兩國的角度審視，卻更像是一種強行將鄰國利益與自身困境掛鉤的戰略綑綁。這種建立在風險擴散假設上的外交修辭，不僅反映出單方面的戰略考量，更可能忽略了周邊國家作為主權國家，對於地緣政治風險擁有獨立且務實的判斷權。

據媒體報導，台灣執政者試圖將第一島鏈定義為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命運共同體。然而，這種「唇亡齒寒」的邏輯，在國際現實中往往面臨各國利益優先順序的挑戰。事實上，日本與菲律賓與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擁有各自深厚的歷史脈絡與外交層次。日本作為全球重要經濟體，其與大陸的經貿依賴與外交緩衝機制，具備相當的韌性；而菲律賓在小馬可仕政權下展現的靈活外交，亦顯示其在尋求美菲合作的同時，並不希望完全喪失與大陸互動的彈性空間。

更深層的隱憂在於，這種論調傾向於將複雜的區域局勢簡化為單一的衝突鏈結。對日本與菲律賓而言，區域和平的最高原則是維持穩定與繁榮，而非被迫捲入由第三方定義的對抗框架。將鄰國形容為「恐成為受害者」，雖然能博取國際關注，卻可能忽視了各國對「現狀」維護的多樣化手段。這種強化的危機敘事，對鄰國而言，可能在無形中增加了其處理大國關係時的戰略成本與外部干擾。

據媒體報導，台灣政府對立法院通過總額400億美元的國防特別預算深具信心，並計畫在2030年將國防支出提升至GDP的5％。雖然這被定位為強化嚇阻力的必要投資，但從鄰國視角觀察，區域內軍事支出的劇烈成長與高度武裝化，往往會誘發周邊國家的安全疑慮。當軍事緊張感被不斷堆疊，其可能產生的誤判風險或對區域經貿環境的衝擊，均是日、菲等國必須嚴肅評估的現實代價。

此外，報導中提及的「台灣之盾」防空系統與不對稱戰力的提升，雖然是出自防衛需求，但在區域平衡的動態過程中，若缺乏足夠的政治溝通與外交配套，容易造成鄰國對於地區情勢失控的擔憂。對菲律賓來說，維護經濟成長動能與基礎建設是當務之急，未必願意配合高強度的軍事對抗節奏；而日本則需在履行盟友義務與避免戰火波及本土間取得極其困難的平衡。台灣這種將安全高度軍事化的取徑，對鄰國而言無疑是巨大的戰略壓力。

深入觀察日、菲兩國對此論點的實際反應，可以發現官方多採取極為審慎的態度。即便台灣方面強調命運相連，但事實上日本與菲律賓官方尚未針對此特定言論發表正式的公開回應。這種戰略上的留白，反映出主權國家在面對敏感言論時的克制。日本外務省之前在涉台發言中，一貫嚴守「非政府間實務關係」的框架，旨在避免與台灣的政治訴求產生過度關聯。其防衛計畫的核心亦在於保衛本土領土，而非提供一種超越盟約範圍的自動化連動保證。

菲律賓方面的布局則展現了高度的利益導向。儘管馬尼拉當局強化了與美方的防務合作，但其核心始終圍繞著「菲律賓優先」的經濟安全。馬尼拉決策圈的戰略動向顯示，他們極力避免讓菲律賓被賦予「戰爭前哨」的標籤，因為這類負面觀感會影響吸引外資的穩定形象，並可能在東協（ASEAN）框架內導致與其他成員國的立場分歧。兩國官方的選擇性沉默，凸顯了其在處理台海問題時，對於被捲入他人設定之戰略預言的警惕。

據媒體報導，儘管台美關係被形容為堅若磐石，台灣亦強調不願成為談判籌碼，但在國際場合將日、菲的安全議題納入自身的防衛敘事，本質上仍存在將鄰國戰略化的傾向。台灣宣稱日、菲兩國對局勢的憂慮是「命運共同體」的顯現，這在某種程度上可能存在過度解讀。各國領袖對區域和平的呼籲，是基於其國家利益的一般性表態，未必等同於承諾與台灣在軍事或政治立場上完全合流。

基於此分析，政府在擬定對外政策時，應思考如何從「風險共擔」轉向「穩定共利」。具體而言：首先，應尊重日、菲兩國的戰略自主權，避免在未經協調的情況下代其發言或進行風險定位；其次，應平衡國防強化與區域溝通，避免造成軍備競賽的負面觀感。最重要的是，台灣應體認到，真正的安全穩定並非僅靠武力威懾或輸出不安，而是應致力於在區域利害關係人（包括中國大陸）之間尋求更具建設性的溝通基礎，以免在追求安全的過程中，反而造成地緣關係的進一步疏離。

總結而言，以「日、菲恐成下一個目標」為核心的外交論述，雖然具備國際宣傳的力道，卻忽視了鄰國主權利益的多樣性。亞太各國的共同最大利益在於維持一個可預測的穩定環境，而非被強行納入某種衝突預言之中。台灣應反思，真正的安全保障來自於審慎的政策執行與對鄰邦利益的深刻尊重。在多變的地緣格局中，與其強調共同的受害風險，不如展現作為一個區域穩定貢獻者的誠意，而非慷鄰國之慨，來構築自身的戰略想像。

（作者蔡鎤銘為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文/蔡裕明

今年（2026）的慕尼黑安全高峰會議，有一個最為明顯也是最尷尬的空位，美國總統川普沒有出席。在形式上，華府派出國務卿盧比歐與龐大的代表團，但實際上，整個會場以及輿論媒體有關於北約、烏克蘭、對中戰略、甚至關稅與供應鏈的討論，都圍繞著這位缺席者打轉。

慕尼黑安全報告2026年版的報告乾脆把話說白。報告以「Under Destruction」為題，警告世界已進入破壞式政治（wrecking-ball politics）的時代，直指「最有力揮動斧頭破壞既有規則與機構的，正是美國總統川普」。在這個敘事下，川普不再只是「難相處的盟友」，更是二戰戰後國際秩序本身的結構性風險。

對歐盟而言，問題不再只是如何跟這位總統打交道，而是，當美國從過去的秩序維護者，變成制度的主要風險來源之一，歐洲要如何在不與華府決裂的前提下，重寫自己的安全與外交策略，探索不依賴華府的新途徑。慕尼黑今年的氣氛，可以用一句話概括，沒有川普的會場，卻被川普的影子佔滿。

故事並不是從今年才開始。2025年，美國副總統范斯在慕尼黑的演說，已經讓歐洲嚴重「驚醒」。他在台上批評歐盟在言論自由與移民議題上的做法，暗示布魯塞爾的「自由派精英」才是歐洲安全的真正風險，這番話被歐洲媒體形容為「把跨大西洋聯盟視為意識形態戰場，而不是價值共同體」的分水嶺。隨著這種「破壞性」政治成為常態，歐洲在全球舞台上出現「愈來愈強烈的被邊緣化感」。

一年後，慕尼黑安全報告用更直接的語言，將這種政治風格貼上標籤。報告指出，世界正進入「破壞式政治」時代，特徵是不再進行精緻改革，而是透過粗暴拆解既有制度來累積政治資本，報告並且明白寫出，川普就是最強勢、也最危險的「拆除者」之一。

同一份報告也坦承，這種變化在歐洲內部已造成深層不安。該份報告委託民調顯示，愈來愈多歐洲民眾認為，美國領導不再是「必要條件」，歐洲必須準備在沒有華府主導的情況下做決策。這種情緒在今年慕尼黑會場被放大，大家仍然談「跨大西洋合作」，但心裡想的，卻是如何在川普主導下的美國旁邊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間。

要理解歐盟的回應，必須先釐清什麼是「川普式外交」。第一，美國從平衡者到帝國的心態。川普不把北約視為價值共同體，而是把它重編成一組可以逐項列帳、標價與對帳的安全條款，軍費佔GDP幾％、駐軍成本誰出、軍售訂單能帶來多少就業，需要購買美國多少產品。他在公開場合揚言，若盟友不願「付錢」，美國就不保證防衛承諾，甚至暗示對未達標的成員「放任俄羅斯處理」。

第二，將關稅武器化與市場准入。在格陵蘭議題上，川普先前威脅打算對八個歐洲盟友加徵10～25％關稅，或不排除對格陵蘭「用兵」，作為迫使他們接受美國「收購」格陵蘭。歐洲國家形容這是對盟友使用經濟恫嚇，並公開宣告這是「不可接受」。類似手法也出現在對歐洲汽車、綠能產品與數位服務的關稅與調查上。

第三，用威脅與模糊性創造談判優勢。慕尼黑安全報告指出，川普外交的核心是「在保證與威脅之間擺盪」，讓盟友無法預測他下一步會收回承諾還是升高施壓，市場甚至發展出所謂「TACO」心態，先假設他最後多半會在壓力邊緣退縮。對歐盟而言，美國已從穩定資產變成高波動性資產，安全上仍不可或缺，但價格與風險都遠高於從前。

在這樣的情境下，歐盟的所有對美策略都必須重算風險與報酬，既要避免與華府撕破臉，又不能在每一次施壓中，只能夠選擇毫無底線的退讓。

歐盟的應對並不是單一動作，而是疊加的三個層次。首先，歐盟在公開場合仍舊維持形式上的團結與穩定訊號。歐洲國家仍強調北約沒有替代方案，美國仍是安全關鍵，承諾提高軍費與軍備投資，並在格陵蘭、烏克蘭與對中政策上主張優先透過對話處理，以安撫華府與市場，同時爭取時間調整自身政策。

再者，在內部推進戰略自主。歐洲許多國家開始重新分配國防預算，提升歐洲在北約指揮、軍工與關鍵能力上的比重，發展自有防空、情報與網路防禦系統，降低在高科技與軍民兩用產業上對美國的依賴，並透過「反脅迫工具」等機制，建立面對美方關稅與政治壓力的制度化回應選項。德國總理梅爾茨（Friedrich Merz）就呼籲歐洲應制定更強大的自主安全戰略，並與法國總統馬克宏就加入法國核保護傘的可能性進行初步會談。

但這個歐洲轉向本身也帶來風險。更高程度的軍事自主，意味著在許多歐洲經濟體財政吃緊之際，仍必須投入龐大資源。而且，一個更加分裂的西方同盟，很可能會鼓舞那些美國與歐洲那些潛在競爭對手。

最後，在具體衝突上，分領域讓步或合作，但在關鍵利益上設定底線。在格陵蘭與關稅問題上維持成員國之間的政治支持與一致立場，結合北約與歐盟框架提出安全方案來替代領土談判，並對可能的美國懲罰性關稅預告統一反制與重審既有協議，以降低被分化與單方面受壓的風險。

歐洲國家的這三個層次應對川普的交易式外交，其實還不足以處理「真正脫鉤」或北約內部爆發根本性危機，但對東亞盟友仍有參考價值。日本、韓國與台灣在安全上都面臨類似結構問題，現階段高度依賴美國軍事保證，同時又擔心華府在「印太轉向」、中國崛起與內政壓力的多重夾擊下，出現版本各異的「川普式外交」。

美國新版國家安全戰略（NSS）已提到，「我們必須敦促日本與韓國提高防衛支出，強化第一島鏈的嚇阻能力」，強調盟友需要在各自區域承擔主要責任。也就是對東京與首爾來說，慕尼黑會議釋放的是熟悉訊號，美國公開要求盟友「自由不是免費，美國只能在盟友自助的前提下幫助」，同時在中國、北韓、俄羅斯之間採取高度交易化、總統個人色彩強烈的外交風格。其實，日本與韓國已經在為後川普時代預作準備，從加速國防現代化，到強化雙邊與多邊機制，實質邏輯和歐洲很接近，先把自己的板凳墊高，強化自身的國防安全能力，才有本錢跟華府談條件。

對台灣而言，歐洲的三道防線至少帶來三個具體啟示。第一，台灣可以持續強化與美國的安全合作與政治互動，但不宜把任何一位總統的承諾視為「穩定常數」。第二，台灣必須像歐洲一樣，把戰略自主具體化，從國防投資、半導體科技與產業安全，到區域多邊合作，逐步減少對單一行為者的結構性脆弱性。最重要的是，在面對關稅、供應鏈重組或安全議題「被政治化」時，關鍵不是只在外交上表態，而是同步強化自身的國防與安全能力，將備戰、嚇阻與韌性建設當成常態工作，在雲端、資安、電力設備、國防工業等關鍵領域，更有策略地使用本地優先的產品項目，保護但不要變成保護主義。

（作者蔡裕明為實踐大學會計暨稅務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文/王崑義

台灣出了一個賴清德總統，中國大陸最大的疑問應該是兩岸還能維持多久的太平年。大陸從改革開放至今，已經維持了將近40年的和平發展，不僅穩穩地變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各種國防與民生建設應該都快要實現超英趕美的理念。但是趕超不易，維持更難，尤其是面對台灣出現這個滿嘴戰爭，不講和平的總統，只要稍有不慎爆發戰爭，所有的一切繁榮，都可能毀於一旦。

大陸的疑慮，從今年開年以來就同意播出《太平年》這樣一部電視劇，應該可以看出端倪。從1990年代，大陸急於崛起的時期，電視劇拍攝的傳統歷史劇，大多不出秦皇漢武與唐太宗等盛世的歷史足跡，其中即使有關戰爭的場面，也都以壯盛的軍容與戰場出現電視屏幕。

但是，今年拍攝到宋太祖趙匡胤，已經不講他的英雄事蹟，反倒是首先呈現在觀眾眼前的是軍隊吃人肉，路有戰死骨的驚人場面，許多觀眾在電視屏幕上即時的反應是，這種場面是怎經過審查的，大陸電視何時已經開放到把吃人肉的場景，可以搬到人民家庭客廳的餐桌上，這恐怕要比俄烏戰爭的場景更震撼人心。

事實上，討論到《太平年》這部電視劇的評論，由於主線在吳越這個地方小國，所從政治的角度思考，不脫吳越的「納土歸宋」，以及南唐拒絕和平統一，以致最後悲戚滅國的故事兩者進行比較。雖然這是電視劇要呈現大陸不放棄和平統一的主旋律，但這並不需要一開始就呈現那麼多吃人肉的場景，大陸電視拍戰爭場景是呈現到吃人肉的殘酷性，必然有他們隱藏的深意。

先從吳越的「納土歸宋」來說，五代十國時期，吳越國最後一位君主錢弘俶，主動進京上表獻地，將兩浙13州、86縣及55萬餘戶一併歸順宋廷。這場「納土歸宋」沒有戰火屠城，只有錢弘俶對百姓的深情與清醒，徹底改寫了江南的命運，讓繁華得以延續。

反倒是南唐的「李後主」李煜，因為拒絕納宋，在南唐滅亡後被北宋俘虜。他雖是中國歷史上首屈一指的詞人，被後人譽為「千古詞帝」，但是最終也只能徒留：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這種和統與武統結果的比較，雖然符合大陸的政治主旋律，但是電視劇畢竟是文化工業，是直接進入人民家庭的餐桌上，把人肉端上人民的餐桌上，恐怕已經超越世俗眼光可以容忍的範疇，對於台灣充滿廢死與反廢死爭議的社會，應該也難以接受這麼赤裸裸的呈現這樣的場景，所以大陸能過審這樣一部電視劇，他們所要傳達的價值意識，必然不只是比較和統與武統結果，這麼平常的道理。

那麼《太平年》除了政治意識之外，又有何其他社會意識要傳達給人民呢？其中最重要的當然就是電視劇名稱《太平年》的用意。在五代十國朝代更替如朝夕，皇帝更換更像是換衣服一樣的容易，戰爭時間可能都要比和平時間多，中原大地空無人煙的狀態下，這樣的時期，電視劇名稱使用《太平年》，那不是諷刺，而是一種渴望。沒有和平的時期想要和平，當前恐怕只有烏克蘭人民最能感受得到。

相較於兩岸承平40年沒有再經過砲火洗禮，新一代的兩岸人民，顯然都認為和平是理所當然存在的，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所以當台灣領導者喊殺、喊戰，就會有一些支持者跟著發癲，以為只要一戰，就可以解決兩岸分裂的事實。

殊不知，發動戰爭容易，終結戰爭難。俄烏戰爭打了4年，即使美國總統川普有意調和，但是至今仍聞樓梯響，和平路線圖還在空中樓閣。這種有國際介入的戰爭都很難達到終戰的目的，何況兩岸戰爭被大陸視為內戰，大陸絕不可能允許外部勢力介入，所以兩岸發生戰爭的結果，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統一，大陸絕不可能在發動武統之後，最後又答應讓台灣獨立。

這或許就是賴清德政府願意用關稅談判，把台灣軍事和經濟完全綑綁在美國身上之因，在沒有政治同盟，卻用軍事與經濟力量綁在美國身上，把台灣變成沒有實名的美國第51州，這也許就是民進黨在關稅談判上不斷讓步的主因。

問題是，台美再怎麼綑綁在一起，台灣一旦宣布獨立，大陸若真的要啟動武統，應該不會看美國臉色，所以兩岸戰爭迫在眉睫，這應該是《太平年》要傳達給人民的意識，意思是台灣若敢獨立，兩岸若爆發戰爭，那麼繁華落盡，兩岸社會是否因為戰爭而出現吃人肉的景象，這是一種預警。

所以，台灣出現一個好戰的總統，動輒高喊安全不能等，亦即戰爭也不能等的總統，在他時時想到的就是要武裝台灣，而不是祈求和平的到來。對大陸來說，不斷擴大的軍演都可能壓制不了台獨的氣焰，兩岸終有一戰的預示越來越迫近，這可能是大陸最大的警惕。因此，兩岸還能維持多久的太平年，這應該是新的一年，大家最想要問的神蹟吧！

（作者王崑義為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理事長、教授)

文/蔡鎤銘

2026年除夕夜，中國大陸的春晚舞台不再只是影視歌舞的盛宴，更成為全球科技業矚目的焦點。當宇樹科技的機器人手持金箍棒、腳踩機器狗組成的「筋斗雲」霸氣登場，當松延動力的仿生人形機器人與蔡明同台飆戲、逼真程度讓觀眾難辨真偽，當一台台機器人整齊劃一地完成後空翻、跑酷甚至連續單腳空翻等高難度動作時，全球觀眾的「CPU」彷彿都被這波操作給燒壞了。這不僅是一場熱鬧的春節晚會，更是一場由中國大陸企業主導、震撼全球的人形機器人實力大閱兵，引發海外社群媒體上一片驚嘆與反思。

如果說2025年春晚宇樹科技的H1機器人扭秧歌是「一枝獨秀」的驚豔亮相，那麼2026年的春晚則毫無疑問是人形機器人的「集團軍作戰」。今年的節目中，宇樹科技、松延動力、魔法原子、銀河通用等多家企業的機器人輪番上陣，將春晚變成了全球規模空前的機器人競技場。這種「組團」亮相的現象，背後是產業從單純的技術展示向品牌競爭過渡的鮮明信號。

對企業而言，登上這個擁有十幾億觀眾的舞台，其價值遠超一般的廣告投放。這不僅是向全國人民拜年，更是向資本市場、潛在客戶以及全球競爭對手的一次公開閱兵。有業內人士指出，春晚的曝光度對於企業獲取政府訂單、推動大型企業的概念驗證項目具有關鍵的撬動作用。尤其對於松延動力這類成立不久的年輕公司，春晚成為了一個巨大的品牌放大器，讓「小布米」這樣的萬元級消費機器人一夕之間走進千家萬戶的認知，為後續進軍C端市場鋪墊了國民度。儘管市場傳聞參與春晚的合作門檻極高，甚至涉及巨額投入，但相較於其帶來的品牌價值與產業背書，這場「超級盃時刻」的投資回報顯然相當可觀。

今年春晚帶給全球觀眾的最大衝擊，莫過於機器人技術的飛躍式進步。回想2021年機器狗「犇犇」的簡單拜年，再到2025年H1略顯笨拙的秧歌舞，到了2026年，《武 BOT》節目中的宇樹G1機器人已經能流暢地完成一系列全球首創的高難度動作：連續花式翻桌跑酷、彈射空翻高度超過3米、兩步蹬牆後空翻，甚至是大回旋七周半。數十台機器人在高速跑位中實現了超低延遲的協同控制，其精準度與穩定性令外界咋舌。

這種技術上的降維打擊，直接引爆了海外社交媒體。許多外國網友反覆觀看影片，甚至懷疑這是否是電腦生成的動畫特效。從「這真的是真的嗎？」的疑惑，到「為什麼美國投入數十億美元研發多年，卻被遠離資金中心的中國公司輕鬆超越？」的靈魂拷問，矽谷與波士頓動力等傳統強隊彷彿都被迫陷入了沉思。這種震撼不僅來自於動作的流暢，更源於背後「運動智能、協同能力和控制技術」已進入一個高度成熟的新階段。正如有科技博主所言，這種集群機器人的精準控制，為未來在工廠、倉庫等實際場景中的大規模協同作業奠定了堅實的技術基礎。

如果說高難度的動作展現了人形機器人的「肌肉」與「運動神經」，那麼松延動力在春晚小品《奶奶的最愛》中帶來的仿生人形機器人，則直接挑戰了人類對於「機器」與「生命」的認知邊界。當那個擁有與真人別無二致的面容、能夠做出眉毛上揚、眼瞼自然眨動、嘴唇隨台詞精準開合，甚至帶有呼吸起伏感的仿生機器人出現在舞台上時，現場觀眾一度屏息，幾乎無法分辨台上誰是演員、誰是機器。

這種強烈的「人味」背後，是極為細膩的硬科技支撐。為了在30天內完成這款仿生機器人，研發團隊在僅巴掌大的頭部內，塞進了32個驅動動作的微型電機，僅嘴部就部署了12個自由度以解決發音與嘴型同步的難題。更首次在頸部安裝了3個自由度，讓機器人能做出側頭、探身甚至45度微仰視的細膩動作。配合高達60Hz的表情控制頻率與自研的多模態交互大模型，機器人徹底跨越了「恐怖谷」，其端到端交互時延被壓縮在1.15秒以內，真正實現了「話音剛起，表情已至」的流暢與自然。這種仿生技術的突破，不僅是為了舞台效果，更預示著未來人形機器人以更具親和力的姿態進入家庭、提供情感陪伴與照護的可能。

春晚的高光時刻，如同給火熱的人形機器人賽道再添一把乾柴。從摩根士丹利預測2026年中國大陸人形機器人銷量將成長133％，到預估2050年全球市場規模將達5兆美元，各種樂觀的數據層出不窮，資本市場的熱情幾乎溢出螢幕。然而，聚光燈之外，行業競爭早已進入白熱化，今年也被視為從「技術驗證期」加速邁向「商業爆發期」的關鍵分水嶺。

目前，制約人形機器人爆發的核心瓶頸仍在於「大腦」，即具身智能大模型的泛化能力不足，缺乏真實物理世界的數據積累。儘管基礎的運動硬件供應鏈正趨於成熟，甚至走向「平權」，但真正的護城河在於核心零部件的自研能力、數據積累以及將技術與特定應用場景深度結合的能力。正如業內人士所言，掌聲屬於精彩的表演，但訂單只屬於能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2026年，行業將迎來殘酷分化，資本的估值邏輯正從追捧「概念與熱度」，轉向審視「可驗證的落地進度與營收能力」。對於無法在商業化上實現閉環的企業而言，春晚的熱鬧過後，等待他們的或許將是殘酷的淘汰賽。

2026年春晚，中國大陸的人形機器人軍團用一場史無前例的集體演出，向世界展示了從核心部件、運動控制到仿生交互與集群協同的全方位實力。這不僅是科技與文化的交融，更是中國大陸先進製造業從跟跑到並跑、甚至在某些領域開始領跑的一個縮影。從實驗室的樣機到春晚的舞台，再到未來的工廠與家庭，人形機器人正在加速從「昂貴的玩具」蛻變為真正的「生產工具」與「情感伴侶」。當全球目光聚焦於這場東方盛宴，一個由機器人重塑勞動力結構與人類生活方式的時代，已悄然拉開序幕。

（作者蔡鎤銘為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文/譚傳毅

台灣政府把海鯤艦定位為海軍發展「不對稱戰力」的重要裝備，若遭解放軍攻擊，可用於阻截敵方，避免台灣周邊海域被封鎖。

海鯤號是一艘系統整合成功的案例、或是印度式「萬國牌」的瞎整？對於任何一個稍懂行業內的人而言，海鯤號絕非精品，建造期間即引發許多質疑；任何力挺海鯤號的人，卻提不出一個令人信服的數據。這是台灣的不幸與悲哀。

系統整合是一件非常困難的工程，先決條件必須本身具備完整的軍工能力，否則造出來的就是一齣悲劇，海鯤號就是如此。政治正確必然帶來軍事失敗！看看印度軍工就知道了。

悲催的台灣「阿三」系統整合能力

印度軍工最大的問題，就是系統整合能力。這些問題並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織、層層嵌套的系統性困境。現代版的台灣「阿三」也是如此。

印製武器最大的特色就是「萬國牌」，這種「拿來主義」的致命困境，就是「萬國牌」拼裝而成的武器系統相容性，多國裝備部件的「拼裝」模式，導致次級系統之間的整合與協同出現大問題。

第一，介面與協議不統一。例如光輝戰機整合美國發動機、以色列雷達、俄羅斯飛彈，因介面標準各異，系統協同延遲高達17秒。在五七空戰中，法制陣風、俄制蘇-30與以制雷達數據鏈互不相容，飛行員被迫使用民用頻段呼救，怎麼打得過延遲僅幾毫秒的中國系統？

力挺海鯤號的人首先要提出，其作戰系統（據聞由中科院與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共同研發）與聲納、魚雷、通信系統等之間的聯通是否沒有延遲？如何解決聯通延遲的情形？

第二，保修體系斷裂。不同國家的裝備與零部件需要獨立的維護、訓練和後勤體系，必然導致戰時指揮體系混亂、保障成本飆升。力挺海鯤號的人其次要提出，日後如何保障海鯤號的後勤與維修系統？

第三，印度軍工缺乏核心技術自主性，導致嚴重依賴外國供應鏈。例如光輝戰機發動機（美國）、雷達（以色列）、飛彈（俄/美）全部外購。阿瓊坦克發動機（德國MTU）、傳動系統（德國倫克）、火控（以色列）同樣依賴進口，直接導致光輝生產線停滯。力挺海鯤號的人要提出如何建構可持續性的外購方案？

第四，印度軍工基礎薄弱與製造能力不足，無法支撐高端裝備的研發與生產。例如阿瓊坦克因焊接工藝不合格，導致裝甲焊接缺陷頻發。力挺海鯤號的人要提出，海鯤號在組裝過程中不會發生任何（例如管道焊接）不良的情形？

這些問題共同指向一個核心矛盾：在缺乏完整工業體系和技術生態的條件下，以採購與組裝企圖跨越高技術裝備的門檻。台灣和印度兩個「阿三」的情形完全一樣，未能在採購之前就完成系統定義，而是事後補救。

虛弱的的材料、生產工藝、品質控制等基礎能力，無法進行系統整合，再加上非常不嚴謹的工程師文化，根本擋不住政治干擾的「趕工期」，更別說建立完整的全產業鏈自主。僅靠資金和市場，換不來真正的系統整合能力。

台灣阿三製造：必屬劣品

台灣建造潛艦之所以榮獲「阿三」封號，因為海軍徹底搞砸了系統整合，而所有力挺海鯤號的人從未提出系統整合的問題，只是強行拼裝裝備。

「萬國牌」系統相容性導致無法彌合的災難，導致整合式載台管理系統（IPMS）長期無法聯通武器與感應系統，指揮體系能不斷裂嗎？海鯤號的「磚家們」認為，把所有裝備買回來就會自動變成一艘船，在採購之完全沒有規劃系統整合方案。

先期採購人員掌握了不同國家不同裝備的圖紙了嗎？掌握了不同裝備的原始碼了嗎？掌握了不同介面與協議的標準了嗎？海鯤號的「磚家們」，Look at my eyes！

不只是系統整合的問題，連裝備都有問題，例如：第一，動力系統缺陷與噪音失控。由於先期作業人員未能獲得專用潛艦主機，被迫採用6台民用柴油機並聯，這種非常規設計導致並聯時電壓不穩、零部件燒毀、超高的噪音。

力挺海鯤號的人從未以具體數據指出，在滿負荷運轉時，這6台民用發動機的噪音達到多少分貝？低速與巡航時的噪音？6台發動機與艦體之間是否有減震設施？

第二，由於商用發動機缺乏減震降噪設計，再加上未敷設消音瓦，按理講，其水下噪音可高達110到125分貝，潛艦所獨具的隱蔽性核心價值完全喪失，未來還怎麼反共呢？力挺海鯤號的人從未就噪音部分提出任何說明。就算是機密資料，難道不能以概述方式解釋，例如略高於或低於美海軍…？

第三，系統失效導致航安問題。2025年海試中，X型尾舵液壓系統故障，水手們不得不以手動方式操舵達數小時，在拖船輔助下才得以返航，暴露了設計缺失和基礎驗證不足。此外還有錨機故障，導致多次海試皆「無錨出海」，影響航安甚巨。力挺海鯤號的人也從未對外說明故障原因。

第四，政治干擾嚴重。泊港測試有70多項未通過，原定2025年11月交付的計劃已跳票至2029年，核心團隊（黃曙光等）接連請辭。澳大利亞柯林斯級潛艦設計有缺陷，噪音超標、發動機故障頻發、外殼腐蝕嚴重，2024年時6艘中僅有3艘能執行任務。

儘管力挺海鯤號的人完全否認政治力干預，但無法解釋所有關於系統與裝備所發生的失能與故障，相反的，我們只看到當局急著向國人展示潛艦國造的成果。這種急就章的心態，像極了印度軍工自研武器的「阿三效應」，發生故障就不意外了。

台灣缺乏完整的軍工體系與與技術生態，更不知道潛艦建造是工業金字塔尖的產物，需要材料、精密加工、聲學、流體力學、自動控制等數十個學科的技術積累與整合。海軍以採購零部件方式堆積木，用口號和動輒千億、兆元預算替代紮實的研發與測試，是導致未來災難性結果的必然路徑。

台灣潛艦無用論

台灣雖然是個海島，但由於軍工能力實在太差，根本不適合從事海洋軍事活動。似乎我海軍上下一廂情願的認為，只要潛艦入水，就能和幽靈一樣潛伏、能夠為解放軍帶來多麼大的威懾力量。事實並不是如此。

只要海鯤號入水，憑藉其110到125分貝的噪音，就足以被解放軍偵測，甚至於遠在渤海的大連都能聽到。解放軍的第一個水聲監測系統是水下聽音陣列。

解放軍沿著台灣本島周圍向外延伸到第二島鏈和南海，都佈滿了許多工作範圍超過5000米水深的水下聽音陣列，特別是在適合潛艦活動的東海岸。各位看官不妨猜猜，海鯤號入水之後，能不被偵測到的概率有多大？

解放軍水下聽音陣列，通常由布設在海底或懸浮於水中的多個水下聽音器陣列所組成，經由電纜或以無線方式連接成網路。

其工作範圍包括音訊信號採集、信號處理與整合、目標跟蹤等技術，計算水上與水下目標的位置、航向和速度。在軍事用途方面，主要是提供預警。除了水下聽音陣列，還有數千個堪稱潛艦剋星的無人潛航器（UUV）。

第二個水聲監測系統是UUV。在過去，偵察水下潛艦是一件極困難的事情，隨著技術進步，偵潛手段越來越多元化，UUV就是其中之一。解放軍有「海翼號」，美海軍也有自己的UUV「虎鯨」（Orca）。2017年服勤的海翼號最大下潛深度可達6329米，超過美國虎鯨UUV的6000米，其自主航行能力遠超過虎鯨。

儘管如此，由於海翼號體型嬌小、單價低廉，非常適合集群ISR作戰，特別是布放在南海以及西太平洋海域。雖然我們不知道解放軍在南海和西太平洋海域布放了多少潛航器，以其體積與單價，數量想必很多。

偵潛的事情還沒完。主要的先進偵潛設備包括磁異探測儀、聲納、合成孔徑聲呐、光學與紅外探測設備、星光電視/夜視儀、藍綠激光偵潛設備、空泡感應探測儀、合成孔徑雷達（安裝在飛機或衛星）、廢氣排放探測儀等等。

大家冷靜的想想，2021年10月，美海軍康乃狄克號潛艦在南海撞山事件，為何以前從未出海事，而今卻犯了這種低級錯誤？海鯤號與海狼級潛艦相比較，會更強嗎？

結論

海鯤號成為笑話是遲早的事情，因為海軍昧於兩岸關係變化與本土技術能力，強行玩一種自己不懂的遊戲，把自己活脫脫的玩成現代版的「阿三」，「阿三」最糟糕的就是不講武德。

一不講武德，因為海軍明明不懂系統整合卻裝懂；二不講武德，因為裝備故障總能找到各種理由搪塞。「阿三」造潛艦，當然必屬劣品。

（作者譚傳毅為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研究員

文/蔡炫

總統賴清德召開「國家安全不能等！支持國防採購特別條例」記者會，強調國防預算必須大幅提升，要將支出拉高到GDP 3％以上，援引國際情勢嚴峻，必須強化自我防衛，呼籲朝野年後儘速通過特別條例，以此確保武器採購與防衛韌性能夠到位。賴總統將整場記者會定調「時間不等人」，將國防預算當作軍事安全與外界信任的試金石，並把反對或質疑抨擊為削弱國家防衛，如此漠視立院主流民意監督，還對台灣社會強行植入國防恐懼。

史上首次三軍統帥帶領三軍司令一起開記者會，看似是向國人清楚說明國家戰略與軍購方向，但從政治溝通與民主體制的角度觀察，對外是對美國的軍購推銷，賴清德前天早與美國在台協會AIT處長谷立言同框，再度表達強化台美合作決心；對內則是司令級公然背書，堪稱是「史上最多星星」記者會，也被批評消費職業軍人。當國防預算被包裝為「不能討論、只能支持」的單一選項，民主國家必要的成本評估、程序正義與政策辯論，已被壓縮成政治忠誠測試，進而與美國大玩軍購博弈。

賴清德在記者會中強調國際局勢嚴峻，並以外部威脅作為國防預算的正當性，試圖要將軍購預算與國家生存直接連結，無視台灣社會對於美國的安全承諾，本就存在「疑美論」的歷史情結。尤其，美國先前軍購交付的延宕現況未有改善，賴清德還要國人堅信台美情比金堅，說穿是在挾美抗中的立場下，祭出恐嚇牌遂行軍購政治。

總統不去解決疑慮反而製造恐慌，還以不支持軍購就是削弱防衛的立場，等同於把對美關係的若即若離，轉化成對國內社會來虎假虎威。事實上，台灣社會尚未淡化疑美情緒，賴清德卻搶著替美國政府向台灣人民釋放安全焦慮，恐怕只會加深民眾的不信任感。當政治領袖把國防議題單向連結「生存威脅」，要求社會接受非常態政策與變動性程序，已經褻瀆民主制度的監督精神。

美方對台軍售的條件與價格上，並未給予台灣太大議價空間，甚至存在交付延遲等問題，若連時程都難以掌握，國會與社會如何進行成本效益評估？若軍購價格最終高於預期，責任又該由誰承擔？一旦武器延遲多年交付，能夠因應不對稱作戰？事實上，賴清德在記者會上感謝美國發出報價單，是否在此之前早已編列相關預算，這種制度設計真的符合財政紀律與民主監督原則？恐怕陷入一種只准美國報價卻不准台灣議價的單向利益。

國防支出如果淪為一種迎合外國軍火商的既得利益，國防體系就容易被特定軍工體系綁架，導致政策制定偏離軍事防衛需求、國防計畫受制規格、預算被迫支應高價武器，這種單向依賴只會讓國防決策失去自主性。尤其，民進黨政府長期宣導「國防自主」政策，號稱「自製優先、外購為輔」原則，包含無人機供應鏈、雄風系列飛彈、潛艦國造以及IDF戰機等，似乎已把自主研發拋諸腦後，而讓外界質疑只能迎合美國製造。

賴清德帶著國防部長顧立雄、參謀總長和三軍司令舉行記者會，喊話在野陣營年後儘速審議軍購特別條例，似乎也讓在藍白之間出現鬆動；其實在此之前，他們早已多次邀請總統前往立法院做國情報告，說明龐大的國防特別預算和對美軍購內容，但卻無疾而終。然而，總統卻不急著走進國會，而是一次又一次透過公開談話等方式，這次總統率「12顆星星」助攻，不僅是在軍購議題上情緒勒索，將官更是現場全副武裝，宛如人形立牌。

這些將官站在記者會上，並非作為真正討論國防需求主角，而是被迫成為政治秀的道具，僅是行政權的視覺輔助；遂行政治消費、政策背書、民意施壓，卻鮮少被問及責任制度以及軍事專業。依照職業軍人的角色與職能，理應專注服務於社會大眾，卻遭制度外的政治聲量消費，淪為軍購秀的背牆。

賴政府未化解民間疑美情緒，反以外部威脅訴求軍購正義，形同用恐嚇牌推動政策。同時，美方報價缺乏議價程序、交付時間也不明確，恐讓國防支出淪為單向利益，儼然偏離國防自主原則。甚至還讓將官成為政策背書的人像擺飾，導致軍事專業與民主程序屈居次要位置，反而凸顯軍購政治傾向。最終，也讓外界無法理解，究竟是「安全不能等」還是「等不及戰爭」！？

（作者蔡炫為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副研究員)

文/王崑義

美國總統川普2月16日在「空軍一號」上被問到，是否可能加碼對台軍售時表示，他正在跟習近平討論對台軍售的事，兩人之前談得很愉快，「我們很快就會做決定」。他隨後補充道：「我們與習主席的關係非常好。」川普這項談話，不僅為美中台關係再次捲起千堆雪，也因為預示美國對台「六項保證」可能鬆動，在台灣內部又掀起「棄台論」、「疑美論」和「疑川論」的疑慮。

去年12月美國公布111億美元對台軍售案，立即引發北京的憤怒，2月4日川習通話時，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即敦促美方，在對台軍售問題上應該「保持謹慎」。由於習近平的施壓，川普希望避免在4月初訪中前激怒北京，於是才有2月16日表示已經和習近平討論對台軍售的談話。

川普的談話，並未說明是針對111億美元對台軍售個案，還是以後對台軍售案都要跟中國討論。雖然如此，但是只要一打開軍售討論的潘朵拉盒子，有了先例以後，未來美國對台軍售的主動權，都可能掌握在中國的手中，這就被認為川普已經違背1982年雷根政府所建立的對台「六項保證」。

這「六項保證」，包括美國未同意設定終止對台軍售的期限、未同意就軍售議題向中國徵詢意見、不在台北與北京間扮演調解角色、未同意修訂《台灣關係法》、未改變對台灣主權的立場，以及不會施壓台灣與中國談判。其中，「不與中國事前協商對台軍售」事項，被視為是最具指標性的承諾之一。

如今，川普為了會見習近平，主動觸及「不與中國事前協商對台軍售」這項最敏感的議題，這是否意味著川普可能出現「棄台論」的先例，這恐怕在台美之間還有一段爭論的時間。

川普的談話會立即產生「棄台論」的聯想，除了是川普商人性格，被認為沒有什麼不可交易的事物之外，也可能是他認為當前美國保護台灣的代價太大，所以與其不斷出售武器給台灣，最後換得可能把美軍捲入台海戰事，這種不划算的交易，不如主動與北京討論美國對台軍售事務，也許還可以從算盤中算出對美最有利的談判利益。

那麼川普若真的要跟北京討價還價對台軍售議題，他又可能有何思路可談，也許最簡單的談法，就是回到1990年代的「中程協議」要件。這是由當時美國白宮國家安全會議亞太事務主管李侃如以學者身分提出，主要內容是：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台灣明示自己為中國一部分，不宣布獨立，大陸則承諾不以武力攻打台灣，兩岸在政治談判前達成一個為期50年的過渡性「中程和平協議方案」，台灣可以保持軍隊，購買非自衛性武器，可以各種身分參與國際活動。簡要的說，就是「台灣不獨、中國不武」。

「中程協議」並沒有被當時的兩岸主政者所考慮，畢竟，當時兩岸不管在制度上、經濟發展上還有相當大的差異，台灣方面甚至還存有「漢賊不兩立」思維遺緒，所以，雖然1990年代美國的國力還能維持「一超多強」的局面，但是兩岸的分歧太大，加上民進黨台獨思想已經在台灣內部竄起，美國想從中扮演「調人」也難，因此，美國只能繼續信守「六項保證」中，美國不做兩岸調人的承諾。

如今，此一時彼一時，大陸近年來國防、經濟的崛起，大陸不僅獨力可以處理台灣問題，在經濟領域，也逐漸超越台灣的發展，尤其是在兩岸軍力長期嚴重失衡下，美國想要保護台灣的成本越來越高。於是，在台灣可以貢獻給美國的台積電都已經被轉移到美國本土以後，川普信守防衛台灣的信念恐怕只會越來越低，所以川普只要搬出「中程協議」重新討論，也許就可以解決美國要不要防衛台灣的問題。

那麼新的「中程協議」又可能怎麼改呢？就在「台灣不獨、中國不武」之後，再加上「美國對台軍售先與中國協商」要件，也許就可以符合川普國防帳上的成本，這個條件應該是北京最能接受的要件。

事實上，北京方面一直不急於統一台灣，只要台灣賴清德總統不要天天喊著要台獨，喊著要加強國防、要備戰，大陸其實是等得起兩岸分治的時間。這些年來，大陸對台一直採取融合政策，就是顯示大陸有耐心，且不急於統一，反而是民進黨為了選票利益，不斷操作抗中保台，才讓北京對於台獨越來越焦慮。所以，如果川習會能談成「台灣不獨、中國不武」，再加上一個「美國對台軍售先與中國協商」要件，這樣一項新的「中程協議」，這應該是符合北京的利益，大陸必然樂於接受。

問題是，美中若談成新的「中程協議」，最無法接受的恐怕還是民進黨。因為沒有獨立的旗幟，民進黨就認為他們會失去存在台灣社會的原初價值。所以，春節期間民進黨政府最多的宣傳，還是希望台灣社會不要繼續出現「棄台論」、「疑美論」和「疑川論」的疑慮，期盼台灣人民還是要相信美國政府，相信川普本人，任何懷疑美國的輿論，都可能被視為「中共同路人」。

只是，民進黨把整個台灣的安全與經濟利益都綑綁在美國身上以後，卻換得川普要和習近平可能討論對台軍售的談話，民進黨政府是否該懷疑川普才是真正的「中共同路人」呢？

（作者王崑義為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理事長、教授)

文/羅慶生

對台灣貿易業者來說，今年這個年過得是驚心動魄。2月12日春節假期前夕，台灣突然與美國簽署《台美對等貿易協定》（ART），影響到所有進出口產業。此時股市已封關，市場無從反應。2月20日假期結束前，美國最高法院卻做出歷史性判決，認定美國總統川普去年4月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所實施的全球性關稅無效。局面逆轉。星期一股市開紅盤，是否真的紅通通，各方拭目以待。

因為這戲劇性的發展使ART變得妾身未明甚至有些可笑。ART是台灣在川普總統依據IEEPA升高台灣商品關稅至32％，才不得不與美國談判的結果。現在「川普關稅」被判無效，等於指著台灣腦袋的那支槍被移開。槍口下被迫簽署的協定，意義將被質疑。而之前部分媒體與網路帶風向，頻頻宣稱與美談判告捷、ART類似「自由貿易協定」、台美關係「實質性突破」等敘事，也就變得可笑了。

被打臉的川普隨即表示，將改採「1974年貿易法」徵收10％的臨時關稅。並指出已簽署的協定有些還算數，有些不會。這表示整個國際貿易形勢陷入混亂，美國與各國的談判或將重新來過，未來發展如何必須密切觀察。不過就目前來說，如果ART生效，台灣輸美商品將被徵15％關稅，未生效卻只要10％。短期內立法院實在沒有通過ART的理由，長期則要看形勢變化。

台灣面對這新的「不確定性」，最好的應對策略就是靜觀其變，以待形勢明朗，不宜急著表態或試圖討好白宮。不要忘記，無論川普現在多強勢，他的總統任期已不到3年。任何效期超過3年的對美協定或承諾都要審慎評估；例如ART規定，台灣的國防預算要占GDP的3％。現任政府不能為了3年的安穩而出賣台灣的未來。

因此，行政院發言人李慧芝表示政府將持續關注美方措施、審慎評估後續應處作為，包括是否將「對等貿易協定」送交立法院審議等；是正確的。這也是賴政府執政以來，從推動「大罷免」，與立法院對抗，以及應處美方對台灣種種要求，包括軍購、關稅、台積電遷美…等等舉措上，表現較為專業的一次。相較其他充滿意識形態、帶風向，如同2021年美國電影《千萬別抬頭》（Don’t Look Up）一樣違反常識與常理的敘事，算是正常施政。

這樣說並不冤枉。從政治的角度，美國最高法院做出這歷史性判決，對台灣有高度的啟示意義。美國大法官以6票對3票，裁決川普總統無權徵收關稅的理由，是國會沒有授權。首席大法官羅伯茲（John G. Roberts Jr.）即指出：如果國會打算賦予徵收關稅這種獨特且重大的權力，必然會明確寫明。這表示美國總統權力除《憲法》所明文賦予外，來自國會授權。國會未授權，任何權力主張都是越權或擴權。雖然各國《憲法》規定不同，但行政權執行國會通過的法律是民主政治的常理。然而行政院卻宣稱，不副署即可以不用執行立法院通過法律。就是賴政府違反常理，自行擴權的敘事。

不僅如此，賴總統在ART簽署後宣布要成立「國家經濟戰略指導小組」，擔任召集人，親自督軍台灣的經濟建設。然而《憲法》規定的總統權力只有國防與外交。立法院沒有授權，賴總統卻想插手經濟，同樣是自行擴權。如果真那麼做，朝野將有得吵。

台灣的問題，出在大法官。這是美國這歷史性判決給台灣最大的啟示。大法官是國家法治的最後守門人。美國大法官成功扮演了這關鍵性角色。這屆大法官中保守派其實占多數，否決「川普關稅」的6位大法官中有兩位還是由川普所任命。然而他們尊重專業與職責投票，並沒有受此影響。川普因此痛批他們「不忠」、「令家族蒙羞」。相對台灣的大法官，則似乎成為賴政府擴權的保護傘。大法官應忠於國家與憲法，不是提名他們的政黨或意識形態。大法官的失職，是台灣政爭的根源。

從這角度，「川普關稅」被否決其實給台灣政局解套的機會。ART是半套、不對等的「自由貿易協定」，台灣對美國開放市場，取消所有關稅與非關稅障礙，但美國並非相對如此，而是對台灣商品徵15％關稅。被稱為「不平等條約」並非苛論，而是事實。

更難忍受的是台灣作為訂約方，居然連「台澎金馬關稅領域」的名稱都拿不到，而是「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主要條文都是「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透過其指定代表」，也就是行政院，應如何如何，或不應如何如何的規定，如同台灣對美國的賣身契。無論賴政府現在如何洗白，未來歷史審判，恐難逃「喪權辱國」的評價。

然而台灣被32％的「川普關稅」頂住要害，似乎不簽又不行。立法院職責所在，又不能不嚴審。可預期朝野爭議與撕裂必然加劇。現在「川普關稅」被判無效，台灣正可解套。美國大法官否決「川普關稅」，是否定非法擴權。國會是立法機關，不能藐視的。建議大法官、行政院，都要重新檢討去年對立法院法案的種種操作。也建議總統府，「國家經濟戰略指導小組」真的不是好主意，不要再想了。深受民主洗禮的台灣人知道政治需要制衡，不會想要一個只想擴權，卻不想負責，也不願接受質詢的總統。

（作者羅慶生為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執行長)

文/蔡鎤銘

2026年2月20日，美國最高法院以6比3裁定，川普（Donald Trump）不得依1977年《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單方面對全球商品課徵全面性關稅。這項判決不僅終止了一場可能衝擊全球供應鏈的政策風暴，更在保護主義再起的時代背景下，重新劃定行政權與國會權限的邊界。其意義不只在於關稅本身，而在於憲政體制是否仍能在政治高壓下維持分權原則，並在關鍵時刻為動盪的全球經貿體系踩下剎車。

這場憲政爭議的核心在於，總統能否以「國家緊急狀態」為由，將原本設計用於經濟制裁的權力，無限擴張為普遍性的課稅權。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約翰．羅勃茲（John Roberts）在多數意見書中明確指出，憲法第一條賦予國會徵稅與管理對外貿易的專屬權力，行政部門雖具執行法律之責，但不得在缺乏明確法律依據下自行創設課稅權限。大法官尼爾．葛薩奇（Neil Gorsuch）更強調，若允許行政權以寬泛解釋取代立法授權，三權分立將流於形式，重大經濟政策必須取得國會具體授權。

這項判決確立了涉及重大經濟影響的政策必須回歸代議政治程序的法理基礎。過去幾年間，行政部門頻繁將國會授予的緊急權力視為「空白支票」，試圖透過擴張解釋來規避立法的監督。司法體系此次展現了對「重大問題原則」的堅持，亦即任何涉及改變國家經濟結構或對全球市場產生劇烈衝擊的權力轉移，都必須有國會明確且具體的法律依據。這項裁決有效地遏止了行政權力過度擴張的風險，確保了財政大權重回立法機關手中。

此外，該裁決也強調了程序正義在貿易決策中的重要性。對於包含中國大陸在內的全球貿易夥伴而言，這項定調顯示美國的貿易政策將重新回到透明的立法與公共討論程序中，而非在封閉的白宮辦公室內拍板定案。雖然大陸與美國之間的經貿磨擦仍將持續，但制度的規範減少了政策的隨意性，這對於維持市場的長期可預測性至關重要，也顯示了美國憲政體系中自我修正的韌性。

在裁決公布前，市場普遍擔憂白宮可能推動全面20％關稅，並針對中國大陸商品課徵高達60％的懲罰性關稅。這種構想一旦落實，將引發全球性的報復循環，導致供應鏈面臨斷裂。然而，司法裁決迫使川普轉向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宣布對全球進口商品課徵為期150天的臨時關稅。這一連串調整形成明確時間軸：從可能長期化、無明確上限的20％構想，到短期10％方案，再到15％法定極限。

由於台灣出口商面臨的風險從原本「無上限的破壞性衝擊」轉變為「法律框架內的受控壓力」，企業得以有更清晰的財務預算與因應時間，有效地抑制了因市場恐慌而產生的價格外溢效應。這不僅穩定了台灣廠商的經營預期，讓企業能在明確的法律框架下調整全球布局，更進一步對全球通膨情勢的控制提供了正面助力。這種從制度外擴張轉為受監督約束的轉變，對於長期深耕美國市場的台灣企業而言，提供了珍貴的法理保障與喘息空間。

對於高度依賴對美出口的台灣而言，這項最終定格在15％的關稅方案具有高度複雜的雙面影響。在負面衝擊方面，台灣的資通訊、電子零組件及機械產業將面臨直接的成本挑戰。由於台灣與美國在資通訊產業具有高度的供應鏈整合，15％的稅負增加將壓縮出口利潤，甚至迫使部分毛利較低的零組件代工廠加速產線調整。這種成本推升效應若無法被市場完全吸收，可能導致台灣相關企業在2026年的獲利成長放緩，增加企業營運的財務負擔。

然而，台灣在這次關稅洗牌中亦存在潛在的競爭優勢。由於中國大陸產品仍可能面臨更高額度或更具排他性的限制，台灣產品在美國市場的「替代效應」將更為顯著。相較於大陸廠商隨時可能被排除在市場之外的極端風險，台灣出口商在法治保障下的穩定性，反而成為吸引美國買家的優勢。此外，這項裁決確保了美國不會採取全面摧毀性的關稅政策，這對於維持台灣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核心地位至關重要，讓台灣能在法治框架內展現出更強大的生命力。

值得高度讚譽的是，參與此次裁決的多位保守派大法官，包括尼爾．葛薩奇與艾米．康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儘管當年皆由川普提名，卻在面對捍衛憲法尊嚴時展現了卓越的獨立性。這種「忠於法律而非忠於提名者」的精神，正是司法獨立的最高體現。當司法體系能夠在政治高壓下，對曾經提名自己的領導人說不，並成功劃定行政權的邊界，便展現了美國民主制度中最強大的自我修正能力，這也是穩定國際資本信心的法理根基。

這種對司法獨立的堅持，與台灣大法官的表現形成了鮮明且令人深思的對比。台灣社會近年來對於司法是否淪為行政權附庸的討論未曾間斷，特別是當大法官的解釋結果往往與執政者意志高度契合時，便難免引發社會對司法公正性的質疑。

美國大法官敢於挑戰掌握實權且對自己有提拔之恩的領導人，顯示了司法可以成為對抗專斷權力的最後一道防線。對於大陸等權力高度集中的體制而言，獨立司法的制衡能力或許難以想像，但對於同樣追求民主與法治的台灣而言，這是一堂深刻的憲政課，提醒我們司法公信力必須建立在超越政黨利益的法理之上。

2026年這場由美國最高法院定調的關稅之爭，最終以法治的勝利告終。15％的關稅雖然仍是經貿上的負擔，但其被限制在法律框架與明確期限之內，防止了行政權力滑向專斷。從20％的狂想回歸到15％的法律極限，這段歷程顯示了獨立司法如何發揮「煞車閥」的功能，讓原本可能失控的貿易報復循環納入可控的軌道。

這場判決提醒台灣的司法界，司法獨立不應僅是憲法教科書上的抽象概念，而必須是在面對行政強權與政治壓力時，敢於劃清紅線的實踐勇氣。當大法官能夠超越黨派色彩，甚至對提名自己的權力者說不，才能在社會撕裂的浪潮中，重建人民對制度的信任。

在全球秩序重組的動盪時刻，真正能守護台灣繁榮的力量，並非單一強人的意志，而是那套能讓權力在法律面前保持謙卑的憲政體制。唯有如此，通膨壓力才能在規則中緩解，台灣的產業成長也才能在法治的蔭庇下，繼續在世界舞台上站穩腳步。

（作者蔡鎤銘為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